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界限日益模糊，呈现相互融合并趋向一体化的态势。同时，我国经济传统比较优势正逐渐减弱，新的比较优势还在成长，国际经济竞争力亟待提升。在此背景下，我们应把握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加快培育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

　　贸易投资一体化对一国经济比较优势具有深远影响。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一国的贸易结构及国际分工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因为要素很难跨国流动，在一个时期内具有稳定性，所以比较优势建立在该国的要素禀赋基础上。但近年来，随着流通条件的不断改善，要素跨境流动加快，贸易投资趋于一体化。这大大削弱了要素的稀缺性和属地性，国际贸易由传统的产品流动拓展到以资本为载体的要素流动，从而不断侵蚀稀缺要素拥有者的垄断地位，推动要素以产能输出的形式流出，增加了流入国的要素供给。这样，一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就不再受限于固有的要素禀赋，而更多由双向流动后的要素质量及要素供给结构决定。

　　当前，我国经济竞争力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过渡阶段。虽然行业技术水平、品牌知名度不断提高，但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差距;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又稍显劣势。贸易投资一体化为我们应对这一严峻挑战、加快培育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有利机遇。

　　推动产业链的横向与纵向整合。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可分为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一般而言，上游产业是初级要素的掌控者，基础加工性、劳动密集性较强，竞争相对缓和，但受市场需求变化影响较大，周期性明显，附加值较低。下游产业则集聚着高级要素，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和市场拓展业务，竞争较为激烈，资金密集性、技术密集性较为明显。基于此，产业链的整合应以企业为主体，实现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有效衔接。以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经营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企业进行横向合作，形成集团型龙头企业，避免过多同质企业恶性竞争。促进企业在加工、仓储、销售、物流以及服务等领域均衡分布，实现分工明确精细、产业链条紧密完善。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发展下游产业新业态。大力推广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以质量效益为导向，提高行业经营效率。

　　以境外投资为抓手进行要素重组和优势重构。一是以“下行投资”巩固初级要素优势。“下行投资”即对发展中经济体进行投资，初级要素较为丰裕的国家和地区是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优先选择。“下行投资”应以区位选择为核心、以初级要素为指向，旨在利用成本较低的劳动力、资源等初级要素。二是以“上行投资”大力培育高级要素优势。“上行投资”即对发达经济体进行投资，旨在吸收其技术、管理等高级要素，以培育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上行投资”具有风险大、回报率高的特点，其整合的高级要素是企业竞争力及利润的重要源泉。因此，“上行投资”应以前沿企业为核心、以高级要素为指向。

　　不断完善境外投资体制机制。境外投资应将培育国际经济竞争新优势作为重要目的，避免盲目性和投机性。为此，既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多方面的指导和服务;又要加强监管，引导和规范企业境外投资方向。支持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积极稳妥开展境外投资活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国内优势产能、优质装备、适用技术输出，提升我国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弥补我国能源资源短缺，推动我国相关产业提质升级。同时，服务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大局，合理把握境外投资重点，积极做好境外投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切实防范各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