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笔者认为,就是要寻求在整个世界上所有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相互关系处理中,如何形成尽可能全面的合作,以及实现以现代化为趋向的全球经济和社会治理的优化。
从哲学角度来看,要从各个经济体的“共性和个性”并从这个视角上来深入理解它。现实生活中相互之间必然有合作,也必然有竞争;客观上存在着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必然存在着不同的诉求,会出现分歧、摩擦,甚至一些局部的冲突。习近平主席使用的“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在人类文明已经推进到的“包容性发展”这个前沿概念上的具体表述。
所谓“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就意味着无论是发达的还是欠发达的各个经济体、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必须努力地“求同存异,扩同减异”,扩大相同点而减少差异点。当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差异,但是总体的取向是争取共赢、多赢。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经总结过一个趋势,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在这里讲的是对个性优点与偏好的推崇和肯定,别人的美你也要努力理解和尊重。而大同理想,是中国在古老文明形成的时代里就给出的概念,多少世代的人类,总在寻求走向大同的可能性。
这里面,有同有异。“同”的是什么?我认为,各个民族国家的这些社会成员,他们都是人,人性自有相通之处,这是哲理上必须肯定的共性、共同点。对这种共同点,中国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学问家、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曾总结为“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这个“道”和“术”讲的应是对规律的总结和对于发展方式方法的认识。无论你是在南北何方,毕竟有共同的心理,都是人,在这个人的立场上,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都要推崇一些基本的理性。
务实地说,这个“命运共同体”理念对接到实际生活里,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生产力和科学发展走到现在的“核威慑”时代,人类社会这种求同的可能性及其在趋向上的必然性已明显提高:“核威慑”时代和信息时代,已使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出现的可能成为极小概率事件,虽然某些局部我们还看到战争等严重的冲突,但是总体而言人类对于避免一个悲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前景的信心,在不断提升。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成为大概率事件,具有客观的物质条件支持和科学发展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就顺天应人地在改革开放时期,由邓小平在设计“三步走”现代化战略之时,非常明确地强调“要抓住机遇”,因为进入这个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给中国人提供的机遇就是一心一意谋发展,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从而积极寻求在“工业革命”以来落伍、落后之后,大踏步地跟上时代的机遇。
事实上,中国也必须认同和顺应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大势和主流,即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具体而言,这些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大潮流,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以及法治化与民主化,只有顺应、跟上这样的世界潮流,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梦”跟其他经济体中人们的梦想是相通的,就像前几年习主席访问美国时所说的,中国梦、美国梦是相通的。在相通这一方面看就是共性的,具有“同”的客观依据。
那么,“异”又是什么?显然,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异”有很多,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不同的文化、宗教,不同的国情和发展的制约条件等等。所以,在“同”的认识之下,还必须正确处理这个“异”的问题。
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我们特别推崇的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守正出奇”。在顺应不能违拗的世界潮流的前提下,我们不能认为把其他市场经济体的已有经验、还有我们过去探索中已经形成的一些初步经验继续使用就可以让中国实现现代化,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中国必须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面对种种国情制约和特殊的矛盾、特定的挑战,寻求在“守正”之后还要以成功的创新来“出奇”制胜。
中国怎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所面对的迥异于其他经济体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别的经济体的任何经验,都不可能直接套用到中国来破解这个“非常之局”,只有中国人自己成功地寻求到“供给管理”概念下的非常之策,在守正之后还要成功地出奇,才可能真正走上越走越宽的现代化之路。
争取成功的创新,当然就意味着可能有失败的风险。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经受能否成功创新而个性化“出奇”的考验,别无选择。
毕竟人类文明要寻求的是“求同存异”而“扩同减异”,越来越多的交流和理解,可促使大家一起在人类文明有可能走向“美美与共”的路径上,寻求我们更多的合作,以合作来寻求人类都认同的社会成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梦想照进现实。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寻求“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现代化道路上,值得与世界各国交流去进一步认识的“命运共同体”中“同”和“异”关系所应有的内涵与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