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1874-1961），1874年10月21日生。福建同安人。父亲是新加坡华侨商人，经营米店。陈嘉庚则由母亲抚育，幼时便参加农业劳动和渔业劳动，同情贫苦百姓。9岁入私塾就学。1890年，陈嘉庚年已17岁，来到新加坡随父经商，后任其父开设的顺安米店经理。在新加坡期间，陈嘉庚亲身感受海外游子的艰辛，渴望祖国强盛。1893年回乡完婚，并在家从师补习。次年即在集美创办惕斋学塾，开始捐资兴学。1895年，再度赴新加坡经商。1904年，父亲的米店破产，并负债20余万元。陈嘉庚乃集资7000余元，兴建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又接管与人合股的日新公司菠萝罐头厂。扎稳脚跟后，又增开米店、熟米加工厂和橡胶种植园。1907年，经过苦心经营，代父还清了债务。经过几年发展，至1911年拥有2个橡胶园、4个菠萝罐头厂、1家米厂、1家米店，存款约四五十万元，成为新加坡华侨实业家中的后起之秀。
      1906年2月，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建立中国同盟会分会，领导南洋各地革命活动。陈嘉庚赞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参加孙中山主持的革命活动。
      1910年春，陈嘉庚在新加坡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剪掉辫子，以示与清政府决裂。辛亥革命爆发后，福建侨胞决定组织福建保安会，筹款救济和支持福建革命党人开展活动；陈嘉庚被推为福建保安会会长，并担任新加坡商会董事长。陈嘉庚领导福建保安会在华侨中筹款，并立即给中国同盟会福建分会会长黄乃裳汇去银元2万元，后又筹款10余万元。武昌起义成功后，陈嘉庚从欧洲转道新加坡回国，在与孙中山见面中，允诺给予财力支持。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陈嘉庚非常高兴，立即汇去5万元。1924年，他创办《南洋商报》。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时，他在新加坡组织华侨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并被推选为会长。同年任福建会馆主席。
      陈嘉康虽身在海外，时刻不忘报效家乡和祖国，而他认为，教育文化的发达，是报效祖国力所能及的最好方向，乃立志兴学。1912年9月，陈嘉庚回国后，即于1913年1月创办乡立集美高等小学；1917年2月，又创办集美女子小学；1918年3月创办集美师范部和中学部；1919年2月，创办幼稚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陈嘉庚重点经营橡胶业，成为橡胶大王，拥有资产400万元。1919年6月，陈嘉庚回国筹办厦门大学。他抱定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精神，决心为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竭尽所能。陈嘉庚在厦门大学发起人会议上，当场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300万元。此外，他还亲选校址，物色校长，延聘人才。经过陈嘉庚的精心筹备，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正式开学。这所全新的学校为福建、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陈嘉庚永远与厦门大学联在一起。
      陈嘉庚还亲自管理集美学校校务，并根据厦门的特点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20年2月增办水产科、8月增办商科，使学科设置更加广泛。
      1921年2月，陈嘉庚将集美学校改名为福建私立集美学校。1923年，集美被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命名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陈嘉庚特别注重在学校中传播各种新思潮，并引导学生关心国事。此外，他在新加坡，先后创办道南学校、崇福女子学校、华侨中学、华侨女中、南侨师范、爱同学校及水产航海学校等。到1932年止，他在国内外共创办或协助别人办学70余所，是中国近代华侨兴办教育的典范。陈嘉庚十分注意为教学创造良好的条件。他办的学校，图书馆、实验室都较齐全，图书、资料、仪器也很充足，并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实习场所。如水产航运学校购有实习船只，农林学校开辟有农场、林场，师范学校附设有小学和幼稚园。他非常注意教育质量，强调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关键在于领导和教师，他主张学生不仅要注意文化知识的学习，也要注意思想品德的培养和身体和锻炼。
      1922年3月，陈嘉庚回到新加坡，继续经营橡胶王国。后又在南洋增设橡胶厂十余处，大规模经营橡胶业。此外，他还兼营航运业、房地产业，在厦门开办百货公司、酱油厂及同安、同溪、溪安等公路公司。到1925年，陈嘉庚的橡胶园达到15万余英亩，工厂30余个，分店150家，雇员达3万余人，资产达新加坡币1200万元，成为南洋华侨三大巨商之一，达到他实业发展的顶峰。他不仅扩大了厦门大学、集美学校的规模，还资助了福建省28个县市73所中小学。但从1926年起，由于胶价猛跌，加上日本在东南亚倾销胶制品的冲击，陈嘉庚连年亏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帝国主义银行以债权人资格加入陈嘉庚企业，陈嘉庚无奈，于1931年8月被迫接受帝国主义银行条件，将企业改组为陈嘉庚股份有限公司。1934年，陈嘉庚破产，他在国内外的所有企业商店全部收盘。1937年，陈嘉庚被迫将厦门大学无条件移交南京国民政府，厦门大学遂改为国立大学。
      陈嘉庚破产后，虽身在新加坡，仍积极关注祖国国事，并尽其所能，支持祖国的正义事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召集侨民大会，通电国际联盟及美国总统，要求履行国际公约维护世界和平。他号召华侨捐款捐物给东北抗日的军队，并联络华侨开展救亡运动。1932年纷纷向国内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支援。1937年8月，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主席。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侨领共168人，在新加坡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陈嘉庚在成立大会上宣布，自抗战以来，华侨汇款回祖国近1亿元，平均每月700万元，家信汇款月平均1800万元，合计每月汇回2500万元。大会号召广大华侨各尽所能，支援祖国抗战。此后，南洋华侨的爱国救亡运动得以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陈嘉庚还发动华侨志士回国服务。由于他献身祖国和领导有方，华侨积极拥护，捐款捐物数额巨大。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华侨捐献的义款共70亿元国币、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汽车500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1万包和寒衣30万件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南侨总会还动员3200多名司机、机工及医生护士回国服务。通过滇缅公路，南洋车队运送的抗战物资达45万吨。
      陈嘉庚对祖国抗战不仅在经济上有巨大贡献，在政治上也给予有力支持。广州、武汉失守后，汪精卫多次发表主和言论，陈嘉庚闻讯后，多次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汪精卫予以规劝和驳斥。1938年10月底，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召开，陈嘉庚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向大会提出了“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11字提案，并获得通过。邹韬奋称这11字提案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汪精卫公开投敌后，陈嘉庚致电蒋介石，要求将汪精卫缉拿归案。1939年4月13日，陈嘉庚代表南洋华侨，致电蒋介石，质问蒋介石“容汪逆及其党羽逍遥法外，实为南洋800万侨胞所莫解”。
      1939年冬，陈嘉庚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计划于1940年3月回国开展慰劳考察活动。陈嘉庚此举的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问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总领事高凌百闻讯后，百般刁难，企图阻止慰劳团成行。陈嘉庚发现后，决定亲自回国，并邀南洋华侨筹赈总会副主席庄西言等一同回国。1940年3月6日，慰劳团大部分代表汇集新加坡组团出发。15日，陈嘉庚到仰光和庄西言会合后，26日，陈嘉庚等乘“康定”号飞机直飞重庆。重庆各界代表3000余人前往机场迎接。陈嘉庚在机场茶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宣称带回来一颗赤裸裸而又热诚的心。此后，陈嘉庚在重庆等候慰劳团成员到达。在此期间，陈嘉庚同国民党军政要员、社会各界人士、福建同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校友等，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中共参政员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等拜访了陈嘉庚。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红岩举行欢迎茶会，陈嘉庚在会上介绍了南洋华侨声援祖国抗战的情形。会后，陈嘉庚向叶剑英表露了访问延安的愿望。几天后，毛泽东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1940年4月16日，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团长潘国渠率团员44人抵达重庆。次日，晋谒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蒋介石。经过十几天紧张的参观访问之后，5月1日，慰劳团分成三个团离开重庆，赴各地慰问。第一团由潘国渠率领，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安徽五省；第二团由陈忠赣率领，前往湖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六省；第三团由陈肇基率领，前往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四川等省，并约定事毕各自解散返回南洋。
      1940年5月5日，陈嘉庚由重庆飞抵成都，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设公宴隆重接待了陈嘉庚，席间蒋介石诋毁中国共产党口是心非，劝陈嘉庚不要受欺骗，陈嘉庚对此十分反感。5月14日，陈嘉庚飞抵兰州，并到青海西宁视察。26日，陈嘉庚偕侯西反、李铁民等自兰州飞抵西安，西安各界千余人前往欢迎。在重庆等地，他目睹蒋介石集团贪污腐化、独裁专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罪行，开始认清蒋介石集团的面目。
      陈嘉庚组织慰劳团，不是以任何一党的立场去慰劳，因而无论国民党、共产党，各方面的领袖都要见一见，各种意见都要听一听。因此，他没有听信蒋介石的话，执意要去延安看一看。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率慰问团第一团到达延安慰问，吴玉章、萧劲光等3000余人前往迎接。随后举行了5000余人的盛大欢迎仪式。会上，陈嘉庚即席演讲，激励人民坚持抗战，打倒汪精卫派妥协分子。在延安期间，陈嘉庚走访了一些中共领导人，参观了陕甘宁边区，对中共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抗战的行动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对中共在抗战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6月1日，陈嘉庚参观延安女子大学，与朱德见面。当天，毛泽东、朱德等在杨家岭窑洞宴请陈嘉庚一行，毛泽东与陈嘉庚进行了第一次长谈，给陈嘉庚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令他想不到的是，延安的条件如此艰苦，毛泽东是如此平易近人而又思想深邃。6月5日晚，朱德主持演讲会，陈嘉庚报告了南洋华侨支持抗战的情形。6月6日，陈嘉庚由朱德、康克清陪同，访问了安塞。6月7日晚，延安各界千余人举行晚会，欢送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等人，毛泽东、朱德、吴玉章、萧劲光、王明等人出席。会上，朱德希望陈嘉庚把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情况如实介绍给千百万侨胞。陈嘉庚在讲话中则希望国共两党消除磨擦，加强团结，一致对外。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多次陪陈嘉庚进餐，讨论抗战局势和国共团结抗日问题，毛泽东还托陈嘉庚代向蒋介石表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
      延安之行改变了陈嘉庚来延安前对中国前途悲观的看法。后来，陈嘉庚谈及此段经历时感慨地说：“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井然，优等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1940年6月8日，陈嘉庚一行离开延安经富县赴宜川，前往山西、河南战区慰劳。6月26日飞抵成都，7月17日回重庆。在重庆期间，陈嘉庚结识周恩来。7月24日晚，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邀，到留法比瑞同学会作《西北之观感》的讲演，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作了如实和高度的评价，使听众耳目一新，矫正了后方对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错误视听。7月28日，蒋介石召见陈嘉庚，陈嘉庚向蒋介石谈及了赴兰州、延安、西安、山西、洛阳、汉中考察之观感，对抗战胜利的信念更加坚定。在谈到国共关系时，陈嘉庚表示，华侨甚盼祖国团结，一致对外，内部事待胜利后再解决。但蒋介石竟当着陈嘉庚的面大骂共产党。7月29日，蒋介石为陈嘉庚饯行，陈嘉庚又列举了南洋国民党人的种种劣行。7月30日，陈嘉庚离重庆飞昆明，后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等省参观，并回福建探亲。在此期间，陈嘉庚对延安见闻抱着不问不言、问则据实相告决不指鹿为马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