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槽新常态

　　2017年的795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520万人投了10份以上的简历才找到工作。其中80万人的简历，出现在50多家公司的邮箱。

　　和父辈不同，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将毕业后的工作视作稳定的开始，唯一的归宿。求职更像是“尝试”。调查显示，62%的2017级应届毕业生认定自己需要“先就业，再择业”。六成以上90后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满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会另谋高就。

　　跳与不跳都值得忧虑。知乎上，一位两年换了5份工作的年轻人担心地问，自身是不是存在问题。右侧的关联问题里，一位28岁的青年怀疑：“我毕业6年还没换工作，是不是不求上进?”

　　专家预见，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社会将持续感受类似冲击带来的活力与阵痛。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对手下的年轻人说：“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外面的阿里人比公司里的多。”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则称，盛大离职员工推荐的项目和人才，公司应该优先考虑。

　　一位不停跳槽的姑娘分享了大学毕业两年的经历，收获了年轻人羡慕的眼光。可她的母亲投来了大大的白眼，“这没什么好的。这么大时，我都怀上你了。”

　　“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

　　从广州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赵旭拒绝去小城市，而是留在当地一家老企业。在公司，担任数据分析员的她每天上班只工作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淘宝、聊天。有同事自言自语“要不要学点啥”，一秒后就自我否定，“算了，估计学不会。”还有人适时补刀，“学啥啊，我来了5年，不还是干这些事?”

　　她怀疑这份安稳的工作，“留在广州就是要拼。要是提前养老，我为什么不回家?”

　　不久，她选择了裸辞。重新求职时，面试官提出分享上份职位的收获，她乏善可陈。对方问她数据行业最新的动态，她张口结舌，憋不出话。有考官忍不住提醒：“社会招聘有着更高的要求，你不能像个应届生。”

　　“侥幸”挤进互联网公司后，她发现同事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午饭时嚼着外卖探讨业务问题。报到第一天，主管告诉她：“晚上7点开会。”

　　赵旭终于找到了“大城市的生机”。她一个月就熟悉了工作，原本生疏的专业知识全记了起来。每个周末都要加班，她感觉充实，“把第一年虚度的时间全补回来!”

　　和赵旭一样，向更大的城市流动，是不少年轻人毕业后的选择。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相当于中国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依旧是最吸引年轻人的都市，74.7%的流动人口集中汇入东部。这其中，90后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无论是前往大城市打拼，还是退守安逸的小城市，年轻人都在社交平台上倾诉着各自的烦恼。有人为了北京的户口，毅然进了机关，现在觉得朝九晚五的工作“无聊得要死”。有人被爸妈用“买车买房”诱惑回了家乡，如今哀叹“梦想去哪了”。还有人被高薪吸引去了上海，不到两年，开始哭诉“还没买房就先累死喽”。

　　智联招聘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毕业后，感觉期望值和现实落差太大，还有近两成的人发现，自己对职场根本不够了解。

　　距广州106公里远的深圳，另一个女孩将自己的这些困惑告诉父母时，母亲在电话里批评她：“你为什么这么不能吃苦?”“找工作之前应该先把问题考虑好，这么快就换怎么行?”

　　她觉得委屈，不亲身体验，很难知道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收到律师事务所聘书时，她欢呼雀跃，觉得自己从小的律师梦终于实现了。她未曾想到，等待自己的是一份一周7天，全年无休的工作。

　　接下来的三个月，“两个月都在出差”，时常凌晨一点才赶回深圳。领导总是周末来电，突然通知开会。和朋友约好周五晚上看电影，临下班前，客户一个电话打来就要加班，她只能给朋友发一个表示歉意的红包，说自己去不了。

　　工作了大约100天，她彻底崩溃了。一天晚上，她陪着客户开会到凌晨3点。谈判桌上，客户和对手大吵大嚷，负责记录的她早就熬得眼睛通红。她看到自己的领导拼命按着太阳穴，还时不时对客户挤出职业化的笑容。女孩突然明白，“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啊。”

　　她辞职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国家职业指导师李家华认为，工作并没有变得更难，年轻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只是千禧一代物质很丰富。他们的父辈会为了养家糊口忍受工作，而这代年轻人更看重感觉和兴趣。他们没有太多顾虑，有条件勇敢地辞职。”

　　“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徐曦在香港确定第一份工作时，父亲从上海的家中打来电话：“好好干，争取稳定下来。”

　　电话里，她内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顶尖大学，她花五年时间修完了社会学本科和硕士学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可她的专业很难在香港找到称心的工作。

　　为了居留权，家里帮她找了一份豪华酒店的前台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时，“做和5年专业学习毫无关联的工作”。同事进修的大多是两年的酒店管理专业。她们能熟练地操作复杂的房务系统，用小本子记好每一个客人的需求。徐曦总是出错，收错了钱不敢承认，值班时要他人插手帮忙。被醉酒的顾客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主管委婉地说：“你学东西有些慢。”

　　3个月后返校参加毕业典礼，徐曦因为昼夜颠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学好奇地问她在做什么，她扭扭捏捏，“酒店营销。”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在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长为4.4年。毕业四五年后，多数年轻人将走向安家落户，或是选择离开的十字路口。

　　徐曦开始衡量，自己的选择是否值得。当年的大学好友基本回了大陆，香港本地朋友总隔层纱，聊不到一起。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是去日本拉面馆吃碗面，有时因为工资低，只能点最便宜的。

　　父亲在电话里和她叹气：“不管在香港还是回上海，我们都希望你幸福。不然回来吧。”

　　专家李家华发现，和20年前不同，现在人们不再把频繁更换工作，甚至跨越行业、城市当成丢人的事儿。这表示国内职场日趋成熟，是不用大惊小怪的“新常态”。

　　“年轻人离职率高是全世界的趋势。美国人一生平均换7.5次工作。”李家华说，从经济角度上讲，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发达国家，工作灵活多变，跳槽机会多是发展的标志。从个人发展角度去理解，“人们每个阶段的追求、想法都不同，不是一份自始而终的工作能涵盖的了。”

　　一位和徐曦、赵旭同年毕业的女孩觉得，换工作是个无所谓的事儿，因为“工作机会到处是，不难找”。第一份工作离职时，恰巧是春节，她独自一人去拉萨过了年。在旅店洒满阳光的屋顶上，她拿手机发了几个微信，投了几份简历，很快就收到了“年后面谈”的回复。

　　赵旭又动了换工作的念头。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她开始在周末加班时，羡慕朋友圈里的那些“阳光和大海”。领导确实充满活力，却也“全是套路”。“每次说一堆体己话，灌鸡汤，但最后一定有句‘虽然累，这个还是要完成’等着你。”

　　加班似乎没有尽头，她开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态化通宵，替领导草拟周一的周报，她时常边哭边整理文档，在大学宿舍群“求安慰”，然后顺手写个辞职报告。周一天亮前，再把辞职报告删了，抹把脸去上班，多擦点粉底，“开始新的循环。”

　　赵旭暂时没辞职，她每天浏览手机里的求职软件，打算看准机会就离开。至于新工作，“不能太闲，但也不能太忙，一定要适中。”

　　这是个挺难实现的目标——在中国，80后和90后占据了加班总人数的90%以上。《2016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显示，北京、深圳和广州的下班高峰都集中在21点30分左右。

　　“想找一份充实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难。那就一直换，换到满意为止。毕竟，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赵旭说。

　　有句话，赵旭从没和领导坦白：“工作是没变，可我对生活的认识又变了啊。”

　　“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赵旭纠结的5个月里，同年毕业的王锐已经换了3份工作，从北京跳到了天津，又回到北京。甩掉前两份工作的理由简单且一致，“他们居然敢骂我?”

　　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从事美食品牌营销的创业公司，他的主管是个20多岁的女孩。主管让他为一场线下活动准备物料。王锐不接受，“我的任务是线上运营。”主管当着几个女同事的面斥责他，讥讽他“眼高手低”“没担当”。

　　王锐很恼火，“她就比我大两岁，凭什么?”

　　“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坐不住。”换了工作去天津，王锐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运动器材生产厂家。工资只有六七千元，还没上份高，可头衔是“营销总监”，一个人负责品牌营销，直接对老板负责，这让他很受用。刚入职时，老板和王锐吃饭、聊天，谈“宏大的商业蓝图”，王锐觉得，感觉对了。

　　可工作出了问题，老板拍桌子、摔手机，清晨5点打电话让他到办公室检讨。王锐觉得云里雾里，“你头一天还拿我当哥们，第二天就骂我?”

　　历经了一次两小时的训斥后，王锐提出了这个疑问。老板愣住了，一字一顿地说：“你要不挨着，要不就滚。”王锐也愣住了。第二天，他交了辞呈。

　　知道了王锐的近况，他的大学同学林沐笑个不停：“这就辞职了?单位里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领导骂人的问题。”

　　林沐毕业后去东北某省会的市电视台当记者，签劳务合同好一通折腾：党委负责人告诉他找劳务派遣公司，后者把他踢给台里的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又说“这事儿该由你们制片人解决”，制片人刚开始说即刻处理，过了几天又说这事儿归频道总监管。

　　半年之后，林沐萌生退意。一次出差归来，制片人突然笑着通知他工作调动，从时政要闻调岗去民生新闻，理由是“年轻人去每个部门都历练一下”，林沐也觉得在理。直到有一天，关系不错的同事告诉他，林沐抱怨时政要闻无聊，每天盯着拍领导的话传到了制片人耳朵里，惹得制片人发了很大的火，还敲打其他记者，“不想干就别干。”

　　李家华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初入职场，适应不了人际关系有着必然原因。中国自古是农业社会，讲究“稳定”，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强调的是“服从”。老一辈人习惯了条条框框，可市场经济养大的这批孩子，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集体生活的经历也少，“有个性，不在乎规矩。”

　　他做过一项调研，发现75%的年轻人换掉第一份工作，首要原因都是“处理不来人际关系”。这其中，有的可以归咎于职场环境缺乏包容，也有年轻人确实不成熟，“需要学校和单位做情感引导、职业教育。”

　　不少雇主同样头疼。相熟的企业家和李家华抱怨，批评了新员工几句，人家当场摔门走了，“再也没出现过。”

　　李家华试着从年轻人的角度解释：“过去都用科层制做企业，管得越严越好。现在互联网化，你得学会平等。”企业家颇为不屑：“我花钱养的员工，都不能说两句?”

　　离开天津那天，老板来给王锐送行，多塞给他一个月工资，请他吃了饭，两人聊得很开心。老板说：“就这么走了，不觉得可惜?”王锐觉得，曾经失去的尊重感又回来了，真好。

　　“工作要让人收获很多东西。钱，只是最表面的东西”

　　调到民生栏目后，林沐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事儿“和理想中的新闻差得远”。

　　他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和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聊天，报道内容是“供暖不够热”“存款打到别人卡里”这类“鸡毛蒜皮”的事。今年春节前，领导给他派了任务：去超市称量瓶装饮料有没有缺斤少两。他忙活了一周，得出了结论：全部足斤足两。

　　看到自己做的节目播出时，林沐自嘲地笑了，“我做的这是啥?这不是神经病么?”

　　体制内的工作像个围城，里面有人想出来，外面有人想进去。在成都一所二本院校读传媒的湖南女孩晴子一直被这种观念困扰。招聘季来临，妈妈千叮咛万嘱托：“最好能进四川电视台，或者《华西都市报》，最不济也要去地级市的日报吧。”

　　“人家才不要我们这种二本的学生。”

　　“那就回来考公务员!”

　　两年过去，晴子母女仍在纠缠。毕业之际，她因为喜欢极限运动，去了一家运动类的自媒体平台，平时玩蹦极、滑板，周末去城市周边的深山里野营，尝试没什么人走过的徒步路线。玩够了，又去一家刚开业的青年旅舍当店长。如今，她没有全职工作，一份兼职是咖啡师，同时参加公益支教。

　　两份工作的月收入，合起来不过3000多元。可晴子列举了一长串工作的好处：咖啡店的老板是位和蔼的美国人，总和她练口语;店里每天只来三四十人，下午能安安静静看本书;咖啡师可以随意喝咖啡，新进的印度尼西亚咖啡豆好喝得不行。至于大凉山区里那群接受支教的孩子们，“你今天掐了一朵花，他们会漫山遍野地找，明天给你扎一束。”还有的孩子翻山越岭三小时，从家里背了颗青菜回来，让她尝尝鲜。

　　“工作要让人收获很多东西。钱，只是最表面的东西。”晴子总结说。

　　她唯一一份做过半年的全职工作，是在青旅当店长。当时的老板除了还没装修完的房子，什么都没有。晴子穿着工作服，踩着梯子给屋子涂鸦，和老板租辆面包车，手拉肩扛，跑遍全成都淘老家具。她看到别人家一把镇宅用的桃木剑，喜欢得爱不释手，最后花20块钱买了回来，供在旅社的大堂里。

　　她招募了第一批志愿者，把青旅上线到订房网站，旅社开始盈利。老板高兴地说：“我们可以享清福啦!”不仅要给她加薪，还愿意给她一个月的假期。在老板的设想中，以后再没大事要做。

　　可晴子认为，当工作失去建设性时，还要继续下去么?

　　去年，一项网络调查显示，7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工作是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另外有五成人认为“工作是用来实现梦想的”。相比之下，觉得工作是用来赚钱的人数比例，低至前所未有的62.6%。

　　晴子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旅舍还可以变得更好。公共区域应该放映电影，天井铺上草坪，摆上看书的桌椅，大堂里还要添一台乒乓球桌。可老板不想再“折腾”了。

　　半个月后，尽管老板再三挽留，晴子还是选择了离开。

　　她想做“有意义”的工作，最近的想法是去支教组织当全职教师。阻力则来自于父母。他们总发信息，问“国考开始报名了，要不要帮你报”。或者告诉晴子，邻居家孩子也回湖南了，现在生活特别好。她通常不会回复这些信息。

　　一天深夜，手机突然响了，母亲给她发来一篇文章，题目是《父母老了，孩子却距离你越来越远》。

　　“先在北京待着吧，别急着回来了”

　　2000公里外的北京，王笙做出了和晴子一样的选择：绝不做不喜欢的工作。

　　刚来北京时，她在一家大公司做院线电影的渠道实习生，很快拿到offer。可临近毕业，她却去了从小就觉得“很酷”的媒体。可很快发现记者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有趣，她又找到一份电影宣发的工作。这一次，她又觉得自己成了“文创流水线上的新式民工”。

　　每天打卡上班后，她的任务只有一件：把一部影片的所有爆点压缩成七八十字，编出几条换汤不换药的微博，再合成几张海报，发给大V，请他们转发。

　　“有些工作压根没意思，就是拿时间换钱。”王笙反思说，“如果一份工作总是只出不进，学不到新东西，那是对人的消耗。时间久了，人就废了。”

　　这句话在她再次离职时得到了印证——她在这家公司待了9个月，道别时，领导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过，远在山东的家人，并不清楚她的这些经历。

　　王笙决心留在北京发展时，她的父母一连追问了好几个“扎心”的问题：“买得起房子不?”“能找到对象么?”“打算啥时候回来啊?”

　　在王笙和父母的对话中，北京似乎只有好事发生：见到了某个公众人物，单位发了奖金，看了几场只有一线城市才有的演出。没钱的时候，她自己在家煮一把挂面，放上几颗菜叶，再不济就问朋友借点钱，绝不向父母张嘴。妈妈来北京时，王笙提前把出租屋收拾干净，带她去好玩的地方，“竭力证明自己活得很好。”

　　母亲临走前，留下2000元钱，王笙硬塞了回去。她笑着说：“妈，你放心，我能照顾自己。”

　　后来，王笙谈了个男朋友。她开始和父母开玩笑，说“过两年就回老家结婚”。出人意料的是，母亲改了口风，一本正经地说：“你这行业，还是大城市前途好。先在北京呆着吧，别急着回来了。”

　　“父母对大城市的生活一无所知，更害怕孩子不幸福。我们该给他们信心。”王笙说。

　　从合肥毕业，回到徽南县城的小慧被带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她从未试图说服父母，却一直被父母说服。她喜欢外语，在教辅机构当英语老师，父母说“五险一金都没有，要为你担心死”，逼着她辞了职。她一度买了去杭州的车票，打算去外地工作试试，母亲含着眼泪说：“女孩子不要闯，总要回来结婚生孩子。再说，万一碰到传销诈骗人贩子怎么办?”临走前一天，她退了票。小慧遵从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份稳定的档案员工作，可父母依旧不满意，“还差点意思。”

　　事实上，在企业里当了一辈子基层职工的父母，“根据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早为小慧做好了规划——只有考上公务员，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在父母的设想里，这个规划没有改变的余地，其余工作不过是复习考试时的调剂。备战期间，小慧又在当地一家上市国企找到翻译的工作。“都和奔驰、宝马这些大企业打交道，不忙，同事也和睦。特别棒。”小慧对父母说，她不想考公务员了。

　　家里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父亲拉下了脸，母亲找茬和她吵架。他们焦虑地告诉小慧，企业里勾心斗角，文弱的女孩儿只有被欺负的份儿，“这是我们30年的教训”。考上公务员，那才是有头有脸的稳定工作。

　　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县的公务员，却发现事情和父母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业里还多。”除了每天写十几份文件材料，上级领导来了，她要陪同，平时要学理论知识，写各种政论，写得不精彩还被骂“觉悟不够”。组织上也明确说了，“五年内不可能升迁调动。”

　　有一天，小慧突然从朋友圈里发现，曾经一起做翻译的同事开始出国考察了。她们在德国吃烤肠喝啤酒，在荷兰拍郁金香，晒出境的护照和机票。她和她们聊天，自己都说不清当初辞职的理由。

　　她说，父母好像压根不了解这些工作，也不了解真正的自己。他们总和别人介绍，女儿“性格内向又犹豫”。可在学校里，小慧最喜欢讲段子，是公认的开心果。

　　小慧把新工作的情况反馈给爸妈，他们干笑着敷衍：“你可能找了份‘假公务员’的工作。”最近，他们又开始催她结婚了。

　　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却正被父母逼着回家找“体制内”工作的姑娘说，自己绝不妥协。她能理解他们的好意，“可枪都没握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这也太奇怪了!”

　　“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两代人其实殊途同归”

　　专家李家华认定，未来，90%的旧工种会消失，70%的新工种前所未见，从时代的角度看，从一而终必将是痴人说梦。

　　不止一位年轻人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直言，跳槽是提升收入最为便捷的方式。一位如今在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女孩，毕业两年半，跳槽4次，现在收入几乎是刚毕业时的3倍。她早把跳槽当作家常便饭，“身边的人都一两年一跳。”在人力资源领域，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每次跳槽应该至少要求20%~30%的涨薪。

　　刚刚过去的11月，智联招聘进行了白领跳槽意愿调查。其中，13.7%的白领正在办理离职，51.0%的白领已经更新或投递简历，正在求职。 31.7% 的白领有跳槽意向，只是暂时没有行动。明确不想跳槽的，仅占总量的 3.6%。

　　王笙更新了自己的第4份工作。这次，她的职务是影业公司的“策划兼编剧”，单纯从产业链上看，这是上游，做的是“从0到1”的事儿。

　　“跳着跳着就进步了，工作内容也不一样了。”最近，王笙的公司打算拍一部以海岛为主题的网络电影。她先和主任编剧构思剧本，再把公司拍摄整部电影优势、卖点做成PPT，放到市场上找融资。下个月，这部电影即将在印尼开拍，她要代表公司驻岛，担任导演助理。

　　面试这份工作时，老板漫不经心地问她，“你对行业了解有多少?”

　　“我在Top3的公司里做过渠道。”

　　老板抬起了头，“表达能力怎么样?”

　　“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做宣发的。”

　　“会写东西么?”

　　“我大学写过不少。而且，毕业后第一份正式工作就做了记者。”

　　“带着已经掌握的东西，再去学新技术，才不会被时代抛弃。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两代人其实殊途同归。”顺利跳槽到某家知名资讯类视频网站后，林沐发现，在电视台锻炼出来的拍摄剪辑技术足够过硬，成了换工作的敲门砖。这让他不再嫌弃老东家了。

　　他终于做上了“理想中的新闻”。在广州，他去偷拍贩卖野生动物的摊贩时被发现，给人追着跑了很远。在深圳高楼大厦夹缝中的人力市场，他和农民工、网瘾少年、赌徒、避世者们住了好几天，吃3元钱一碗的面，喝2元钱5斤的“纯净水”，睡50人一间房的通铺。

　　再过6个月，2018级的810万名应届生就要初入社会。林沐也将迎来毕业的两周年。最近，大学里一位即将工作的学妹焦虑地问他，有3份不同的工作，分布在3座不同的城市，到底该怎么选。

　　“我没法告诉你准确的答案。但无论你选哪一个，都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学妹觉得林沐在敷衍她。她甩出一个微信红包，提醒林沐认真回答。“选了一份工作，可能就要在那座城市待一辈子了啊!不都说一步错，步步错么。”

　　“我曾经和她一模一样。”林沐回忆起当年身在东北，每天觉得自己“完了”，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个时代有独特的焦虑，却也给了我们更多转身的余地。”

　　(应受访者要求，除李家华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