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后，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接到了来自深圳和安徽等地企业家朋友的电话，都想请他推荐自己的孩子入读湖畔大学。“二代们热衷湖畔大学，除了镀金深造，更是为了结交人脉。”周德文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成立三年，湖畔大学名声在外。3月27日， 44名企业家成为湖畔大学第三届学员。尤为明显的是，今年入学湖畔大学的家族企业二代接班人显著增多，如老板电器的任富佳、天士力集团的闫凯境、新凤祥集团的刘志光等，他们均担负接手父辈事业后领导企业转型升级的家族使命。

　　2017年初出席浙商总会活动时，作为会长的马云曾提醒家族企业：要早关注家族的二代接班，早接班、早做准备总比后面做好，尤其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人才体系的培养更是当务之急。“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民营企业，已陆续进入代际传承的关键期。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平均年龄大约在60-80岁之间，此后5-10年内，将有大量民营企业迎来代际传承。”周德文说。

　　浙商接班，政府集训

　　中国家族企业在民营企业中占比超过80%。改革开放后，经过30多年的艰苦创业，中国第一代创业者逐渐步入老年，众多80后、90后的新生代企业家走上接班道路。

　　相关资料显示，中国2872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1970年之前出生的达到2390人，占比高达83%。其中60后有1692人，占比达58.93%;50后有591人，占比为20.59%;70后有417人，占比14.52%。另有数据显示，中国有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换代的问题。

　　A股上市公司中，早在2000年就出现了接班的案例，当年39岁的徐冠巨，从父亲徐传化手中接过了传化集团董事长职务。2007年之后，接班潮开始涌现，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中的民营企业，有近200家企业已经完成了“二代接班”。

　　目前，1980年后出生的董事长数量明显少于总经理，前者只有64人，而后者有103人。这64人中，有17人出生于1985-1989年之间，还有一位90后，即2016年接班的申科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何建南。18位1985年后出生的董事长，全部来自民营企业。2016年接班的壹桥股份董事长刘晓庆，出生于1987年，成了最年轻的女董事长。这些被视为是“小孩”的80后、90后，已经开始掌舵资产规模以亿元为单位计算的上市公司。

　　再以盛产企业家的浙江为例，几乎每个小县城都有自己的金字招牌：义乌的小商品、诸暨的袜业、永嘉的纽扣、嵊州的领带业、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海宁的皮革、台州的精细化工……和多数中国的民营制造业一样，传统的浙商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专业化程度高，具有数量多、规模小的特征。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浙商的接班问题已被视为这一地区的社会问题。在庞杂的企业家交流会、年会，或以接班传承为主题的论坛上，接班话题经久不衰。

　　从2013年开始，浙江意识到代际更替和传承的重要意义，每年均设多场相应活动并实施行动计划，各级党委政府更把新生代企业家的培育作为一项基础工程和战略工程。据周德文介绍，浙江主要由组织、统战、工商联、共青团等部门营造环境，近年来启动了一系列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的培养计划，通过用党校培训、基地培训、导师帮带和挂职锻炼等各种方式集训二代民营企业家。

　　目前，杭州市企业家联谊会成立已经三年多，这种为“富二代”专门建构的平台组织，在之前的浙江乃至全国都极为少见。杭州市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卢艳锋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政府希望新生代企业家能通过这个平台，树立比较好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强调称，新生代企业家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守二代，而是创二代。

　　这与中国社科院私营企业主群体研究中心秘书长吕鹏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更愿意将现在的富二代群体称为“继创者”—继承了父亲的物质财富，并且利用这些财富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在吕鹏的印象里，广东地区的继创者，偶像往往是商业人物如李嘉诚;而山东等省份的继创者，偶像往往是政治人物。

　　政府需要面对的新一代

　　去年年底，杭州市企业家联谊会调研了250多家杭州企业，发布了《杭州市新生代企业家发展现状报告：年轻一代崛起的新动力》，分析了杭州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轨迹及面临的问题。

　　调查显示，在杭州，多数二代的接班意愿较为明显，有70%左右的“二代”选择接班或在父辈的基础上再创业，20%左右的“二代”另起炉灶，10%左右的“二代”无力接班。其中，没有兴趣和缺乏经营能力是民企子女不愿意接班的主因。调研中，有47.43%的企业家认为子女对接班没有兴趣，31.62%的受访者认为子女缺乏经营能力导致接班问题。

　　即便顺利传承，新生代企业家也面临“成长的烦恼”。报告显示，二代企业家的压力主要来自企业发展、市场竞争太激烈以及企业管理三个方面，分别占比55.36%、51.07%和51.07%。另外，对企业未来发展不明朗的压力占比18.03%，市场回报少的压力占比17.60%，与政府关系难处理的占比14.59%。

　　在周德文看来，民企二代与老辈企业家的一大区别是不擅长搞政商关系，“尤其是一些出国镀金留学回来的二代，让他们陪领导吃个饭都拉拉扯扯的，很多在心里都不情愿。在温州当地，很多企业主甚至不舍得儿女接班，反而希望他们到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谋求一官半职。”

　　“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这一代一样。”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女儿宗馥莉所说的这段话，曾引发外界的广泛讨论。

　　看低实业，偏爱金融

　　丁海军蓄着浅浅的胡须，似乎有意与同龄人区分开来。现年31岁的他，五年前从加拿大留学回国后，没有回老家温州市苍南县，而是选择来杭州发展，目前在杭州一家私募公司担任高管。

　　丁海军的父亲在苍南当地经营一家规模中等的劳动密集型造纸企业，过去兴盛时期，企业的年产值有好几千万，但近年来，随着原材料、人力等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环保问题日益严峻，造纸厂的利润越来越薄。丁海军说，父亲开的造纸厂“已经做到了天花板”，自己不会考虑接班。父亲默认他的这一想法，让他“去外面吃吃苦头”。

　　像丁海军一样，大多数富二代对家族企业劳动密集型、薄利多销式及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心存抵触，或对创办实业缺乏兴趣。相反，他们对电商、金融等投资方式兴趣浓厚。他们没有传承父辈的事业，却接手了财富，资本市场的快钱对这些年轻人更有诱惑力。

　　对丁海军来说，最讨厌的称呼就是“富二代”，理由是“包含着强烈的负面含义”，他也更喜欢用“创二代”来形容自己。“我们是最尴尬的一代，被70后压着，被90后赶着。”丁海军认为，他身边的一些二代不愿意接班，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责任感。“二代三条路，无非接班、创业、投资。”这是他对富二代出路的总结归纳。

　　父辈的财富既是祝福，也成为个体的枷锁。在丁海军看来，二代们面临的外界压力很大一部分是，如果做好了，很多人会说这是父辈打下了基础;如果做不好，流言蜚语就更多了，“不管做好做不好，我们可能都没有功劳”。

　　这批出生于80后的富二代们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很多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相比之下，他们的父辈出身贫寒，大多只有小学和中学文化程度，很多人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无论是从教育背景、知识储备还是从时代背景来看，富二代与父辈已截然不同。

　　丁海军做私募常被父亲说成不务正业。有一天，父亲在电话中质问丁海军：“我做的所有东西到最后不都是你的，你就不愿意接班吗?”丁海军知道，父亲这么说无非是要自己接班，自己也“不能再吊儿郎当地下去了”。但父亲的企业究竟要怎么接手?他思考这个问题已经有两年了，还没有答案。“我害怕回去接班，”丁海军说，“因为我不懂造纸，兴趣也不大，担心把父亲的事业搞砸了。”

　　现在，丁海军的父亲已经把注意力转向了他的妹妹。妹妹比他小五岁，但同样对接班兴趣不大—在民营企业发达的温州地区，老板们会通过为女儿挑选青年才俊以确保家业得到传承。

　　在杭州从事私募四年有余，丁海军称并没有积累太多财富。相反，父亲在当时给他1500万元全款在杭州买的房，现在的房价接近翻番。

　　冲突与洗脑

　　说到回来接班，王凯笑称是被父亲王英年“洗脑”了，王英年却认为，自己才是被儿子“洗脑”了。在王英年眼里，33岁的王凯已经有同龄人不能比拟的沉稳内敛。

　　之前，王凯在英国留学六年，拿到硕士学位，找好了工作，一心想要移民。母亲的一个越洋电话，让王凯飞了回来。

　　王凯从小看着父母打拼创业，对家族事业有很深的感情。2010年，王凯接班。这是一家集道路设施、纺织、食品为一体的规模企业，主营业务是窨井盖，工艺技术简单，走的是低成本竞争路子，产品质量与国际水平差距明显。“当时我们在杭州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从七八成跌到一半。” 看着曾经辉煌的公司走下坡路，王凯心急。他从心里佩服父亲曾独自撑过那么一段日子。他注意到，当时父亲抽烟明显变多，聊天时会不由自主点根烟，一聊两个小时，烟灰缸里满是烟蒂。

　　上岗后，年轻的王总发现，制订的新政策制度根本推行不下去。老员工们当面从不和他冲撞，“但一转身就阳奉阴违”，公司内部还有很多裙带关系。王凯于是提出公司的管理要淡化裙带关系，高层干部不准介绍亲戚或家属成员。王英年不太同意，批评儿子不能富了便忘了本。父子间的冲突还体现在待人处事上，“比如说待人处事，我是直来直去的，父亲却觉得我太轻率、太毛躁了。笔直走最简单，为何要绕弯?但他就是要求我多想想。”

　　除了激进或保守的掌舵风格，变或不变的经营理念同样成为接班人必然面临的选择。和大多数辛苦创业的浙商一样，王凯的父亲秉持事必躬亲的态度，几乎每天去车间里看生产情况，遇到觉得做得不好的地方，就会直接把相关工作人员找过来批评一番。而王凯则更推崇现代管理制度，更强调团队而非个人的力量。他认为，董事长如此亲力亲为，留给员工发挥的空间很小，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

　　还有更多的分歧。作为地方的纳税大户，王英年是当地的人大代表。当父亲提出要王凯加入政协扩大交际圈时，王凯当即表示不感兴趣，但最后仍然“拗不过父亲”。

　　去年年底，经过长谈之后，王凯给父亲提出了三条思路：以互联网的思维做营销，以消费者的眼光做产品，以智能化的手段再造生产流程。王英年觉得儿子的建议不错，已经决定放手让王凯“折腾”。

　　和王凯一样，大多数年轻的民企二代，对商业环境的认知、经营思想及企业的战略考量方面，不可能与父辈完全保持一致，这也让大多数一代创业者对子女并不放心。据不完全统计，接近半数存在接班情况的上市公司中，“创一代”们均会适当保留一定的职位。尽管他们不再担任董事长，但仍会作为创始人、实际控制人或灵魂人物列席董事会等高层会议，对接班人的心理威慑不言而喻。

　　(应受访者要求，丁海军、王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