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还去不去别的地方买保健品?”

　　“不去!”

　　不足40平方米的会议室里，挤着将近200名老人，年龄多在70岁以上。随着主持人一声高过一声的提问，花白的脑袋摇晃着，躁动着，急切地表达着。

　　这间会议室，是浙江嘉兴闹市区一栋不起眼的商业大楼的一角。在这栋9层楼房里，驻扎着不下10家各种名号的保健品公司，天天组织“开会”。

　　这个小房间也曾坐着74岁的管英东，和大多数来这里的老人一样，她在不同的公司登记过自己的信息，积极地来“开会”，参加旅游团，购买吃不完的保健品。

　　直到2016年10月，在一个新开张的保健品公司组织的旅游途中，管英东突发脑溢血摔了一跤，最后在堆满保健品的家中去世。

　　在这座富庶的东南小城，“银发生意”如火如荼，成为中国快速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浪潮的缩影。

　　管英东之死仿佛一颗石子投入水面，波纹迅速荡开，水面又恢复了平静。穿梭在这栋大楼的老年人依然络绎不绝。

　　“开会”

　　在嘉兴市年份最老的小区百花新村，当处于昏迷状态的管英东被从杭州接回家时，人们才得以窥见这位老人晚年生活的最后模样。

　　不足80平方米的昏暗屋子里，桌上、地上满满堆放的都是保健品，还有说不上名字的养生枕头、养生洗脚盆、养生按摩仪等保健仪器。有的拆了封，有些未经拆封，胡乱地倾倒在地上，堆积成了一座小山，没有下脚的地方。

　　亲戚们在保健品堆中扫出一条小路，把弥留之际的管英东抬进卧室。然而床上也堆着保健品，人们只好把它们拨到一边，给老人让出一个安息的空位。一个小时后，管英东离开人世。

　　管英东家在这个几乎全是退休工人的居民小区算不上特别。她和丈夫以及30岁出头的残疾女儿生活在一起，两位老人每个月共7600元的退休工资，手头不紧张也不宽裕。

　　然而，当一直掌管着家中财务大权的管英东倒下之后，家人通过查证银行账户才发现，这4年来她购买保健品至少花了30万元，多张银行卡里只剩下5元余额。

　　因为死得不太寻常，管英东成了小区的话题人物。坐在小区门口的花坛沿上，她80岁的丈夫李海官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回答老邻居的问题，“你家里怎么搞的呀?”

　　“脑梗塞，”他不愿多说时，就简单地回答三个字。布满皱纹的面孔上白色胡茬肆意生长，陈旧的毛衣下衬衫没有掖进裤腰，耷拉在外面——以前都是老伴给他准备衣服。

　　“吃保健品死的。”丧礼办完，地方电视台来了几次，街坊邻居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管英东对保健品的痴迷成了人们的谈资。

　　其实这个结论并不准确。去年10月24日，在一家保健品公司组织的千岛湖旅行途中，管英东突发脑溢血，跌倒在宾馆的床边，然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这家新开张不到1个月的保健品公司，还没来得及推介自己的产品。

　　由于长期信任保健品，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和肾炎的管英东已经不再按时吃药。

　　面对着满屋子的保健品，他和女儿李君(化名)决定暂时逃离这个“噩梦”，搬到了相隔几个街道的一座老年公寓。

　　李君至今仍然无法理解向来节省的母亲为什么会迷上保健品。“我妈妈原来是一分钱掰成几瓣花的人。”在他们居住的一楼窗台下，有一行用粉笔写就的清秀小字还清晰可辨：“本人不小心掉了拾元钱，请捡到能还我”，后面是管英东的地址和姓名。

　　在女儿的记忆中，噩梦是从4年前开始的。2012年，患有糖尿病的管英东在社区卫生站检查出血压偏高。为了省钱，她不肯去医院检查，也不肯买降压药。“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的药‘压不倒’，她才开始买保健品。”

　　一天，管英东夫妇在小区门口遇到了正在推荐保健品的“小宋”。李君回忆，“短头发，20来岁，嘴很甜”的小宋扶着管英东到家里，不停地推荐：“阿姨我这个东西，就是治您这个高血压的”。

　　第一次买保健品花了几百元，管英东的高血压并没有起色。一波未平，又被查出得了肾炎，小便总带有泡沫，住院也没能根治，总是反反复复。

　　曾经购买保健品的经历，让管英东成为了保健品推销员重点关注的对象。常有推销员上门，和她聊天，请她去“开会”、旅游。李君常常中午1点下班回家见不到母亲的人影，一问才知她又“去开会了”。

　　管英东生前多次参加过那种旅游，她去过杭州、海南甚至日本，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都是保健品公司赋予的。每次回来她都把门敲得砰砰响，高高兴兴的。

　　部分保健品的效果让她信服。在她常去的保健品大楼里，在某公司的留言板上她亲手写下“服药后，小便每晚一次”，也曾和其他老人一起署名赠送“健康锦旗”，感谢对方产品的“神奇疗效”。

　　直到几年攒下来的1万多元工资被母亲借走，李君才感觉到母亲的行为越来越疯狂。从几千元到几万元的保健品，“她买得糊里糊涂的”。

　　在这座老旧小区，保健品推销已经攻占了许多住户。塞在信箱里的传单大书特书“免费领取精美礼品”，而在小区内部看着温柔和气的小青年，常常会上前搀住老人的胳膊，叫着“叔叔”“阿姨”，甚至“爸爸”“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