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后又担任过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副馆长的朱扬明，受邀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陈家祠)举办“博物馆策展的宗旨、规则和步骤”讲座。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策展经验，同时又对中外艺术史非常熟悉的学者，朱扬明曾大胆指出过，国内很多“策展人”不策展，严格来说只是协调人。在演讲结束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朱扬明也对当下艺术批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剖析和针砭。

　　“输在起跑线上”这话在我看来很荒唐

　　不得不说，早在青年时期，朱扬明就非常有远见。他喜欢艺术，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过，但读本科的时候，他并没有选择美术学院，而是考入了英语系，当时他心里已经盘算好了，以后要到国外去开开眼。大学毕业后，朱扬明进入四川美院教英文、办学报，同时做外事工作。1985年，他就把川美一些后来非常知名的当代艺术家，像张晓刚、周春芽等人的两百多件作品，带到了美国佐治亚州，在大学美术馆和画廊做了一年的巡回展。

　　“这也许是中国第一个赴美举办的当代艺术展，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当时有作品参展的艺术家，大多也忘了这回事。因为办完巡回展，我就留在美国读书了。”

　　当时，佐治亚州艺术交流协会的会长脑洞大开，想将这个中国当代艺术展搬进国家画廊。朱扬明觉得那无异于天方夜谭，但会长先生真的就给当时的总统写了一封信。“结果，两三个星期以后，总统办公室回信了，大意是说：‘收到您的来信了，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国家画廊没有档期，这方面的展览也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虽然被拒绝了，但人家还是很客气地回复你的。在美国就是这样，你不主动问，结果永远是零。因此，无论有什么想法，千万别不好意思开口。”朱扬明表示。

　　此后，朱扬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美术史的研究生，主修的是中国美术史。“但不可能只学这个，因为教授只开两门课，其他学分要靠自己再选修西方艺术批评史、理论史等。虽然这些方面的知识积累跟西方学生不能相提并论，但教授的打分标准是一样的，只能自己努力了。所以，‘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在我看来是很荒唐的。”

　　就这样，读书期间，朱扬明便进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实习，并留下来工作，后来成了亚洲部的研究员，一干就是15年。直到2005年受邀出任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的副馆长。“当时我也考虑换个工作环境试试，正好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的馆长王立梅女士就来找我了。我让她给我三个理由，她说，一、她要找的这个人，必须既懂中国文化又懂西方文化;二、要在国外最好的艺术学院上过学，并在国外著名博物馆工作过，拥有国际视野又跟中国的博物馆关系良好;第三，中英文都非常棒。后来我让她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考虑，经过深思熟虑，最终答应了。我想，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的平台很大，可以办很多展览;过去我主要做中国的、亚洲的艺术研究，做这个世界艺术馆的副馆长，也是个学习的机会，可以对世界艺术有更全面的认识，并挑战自己的运作能力、管理能力、统筹能力。”

　　文创品要有实用性 解说员不是复读机

　　积累了多年功力，在博物馆展览、讲解及艺术衍生品开发等方面，朱扬明都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和经验。在他看来，虽然今天声光电技术很流行，但如果只为多媒体而多媒体，是大可不必的。所谓的互动区、体验区也一样，如果是针对小朋友的展览，比较有意义，对大人而言，手动不如脑动。“我们看书时，小说中所描绘的场景、对话，在我们的脑海中形成了画面，展开了情节，这才是情动于中。看展览也一样，展品本身就会带给我们很多感触。”

　　对博物馆的背书式讲解培训，朱扬明也不认同。“在海外，志愿者讲解员都是通过上课、读书，然后试讲上岗的。他们不是声情并茂的复读机，而是思考消化后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讲解，对大人怎么讲，对小朋友怎么讲，对高中生怎么讲，对博士生又该怎么讲，各不相同。”

　　另外，对于国内日益受到关注的艺术衍生品开发，朱扬明认为确实大有必要。但在注重衍生品的纪念意义、知识传播功能之外，还要特别注重实用性。“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看看，就会发现，那里百分之八九十的文创产品都具有实用性。他们很强调设计，而所谓设计，就是实用第一，美观第二。我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工作时，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一位美国人说，他来中国玩，看到一个当代油画展，很喜欢罗中立的作品，想带点明信片或招贴画回去，但买不到。其实名作的招贴画，在西方博物馆是最常见的。衍生品中，纸张产品也是卖得最好的，好卖到超过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一点国内的博物馆可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当然，朱扬明也强调，文创产品的开发，不是什么好卖就卖什么，必须体现博物馆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判断，因此，国外知名博物馆的艺术衍生品开发，决策权基本是在研究员手里。

　　对话朱扬明——

　　国内观众的认知

　　多停留于猎奇和看宝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艺术，跟中国学者有什么区别?

　　朱扬明：这个比较复杂。譬如青铜器方面的研究，日本和西方的学者做得都相当好;书画方面，美国的方闻和高居翰等名家，也做得不错。高居翰对中国古代书画进行大众化的解读，很有意思，每本书都能引起一些争论。当然，近些年西方学术界在中国书画研究方面，有点衰落，但青铜器研究仍然很强。西方学者有他们的特长，中国学者也有自己的特点。文献和考据是我们的传统，西方人在图像解读上更擅长。

　　广州日报：那今天国内的艺术批评存在什么样问题?

　　朱扬明：我们经常说某张画气势磅礴，那得讲清楚怎么个气势磅礴法;也经常说神工鬼斧，同样把鬼斧神工的具体表现描述出来。不然这个词放在这个人身上也行，放在那个人身上也行，放在这个展览也行，放在那个展览也行，就说明你只是在讲笼统的概念，不能落实到具体的作品上。这是我们当前进行艺术批评存在的最大问题——只讲一些抽象的形容词和概念，没有实实在在的分析、描述、解释、表述。

　　广州日报：中国古代艺术品是西方博物馆的珍藏;那么，中国的当代文化艺术，又该如何更好地被世界所认知?是不是只有将传统文化活用到当代艺术形式中，才更有可能性?

　　朱扬明：是的，想将自己的文化国际化，一个是国际视野问题，一个是文化贯通问题。光强调自己的特色，进入不了国际;光关注国际，不联系自己的文化，就找不到最好的切入点。

　　广州日报：在您看来，国内普通观众对西方艺术的认知，是否仍处于初级阶段?

　　朱扬明：其实，目前国内大部分观众对中外文物艺术品的认知，基本都是抱着猎奇和看宝的心态，并没有真正想去了解其背后的文明、历史、文化内涵，以及艺术家的特点。我想，这方面，一些鉴宝类节目起到很坏的影响。另外，博物馆的话语权也不够。对作品真伪问题的解释，话语权本来应该在博物馆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手上，目前却主要在社会人士和藏家手上，这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