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力，是一个城市真金白银的硬实力，决定着这个城市在城市建设、民生支出、契税优惠等方面的投入，是一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财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就是地方财政收入。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18年中国城市财力50强排行榜”显示，位居前十名的城市为：上海、北京、深圳、天津、重庆、苏州、杭州、广州、武汉、成都。

　　第一财经记者结合该榜单统计发现，目前共有31个城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了500亿大关，14个城市突破1000亿大关，其中杭州的增速在各大城市中领跑。

　　31个城市超过500亿

　　统计显示，这31个城市中，有21个城市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占比高达68%，这些城市中，既有上海、北京、天津三大直辖市，也有南京、杭州、广州、济南、福州这些省会城市，同时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5大计划单列市也都入列其中，此外还有佛山、东莞、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徐州、烟台、潍坊这些普通地级市。

　　来自中西部的城市共有8个，包括重庆、武汉、成都、郑州、长沙、西安、合肥和昆明，全部是省会城市或直辖市，中西部的普通地级市无一入围。这也说明，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双子星”

　　或者“多子星”的城市格局相比，中西部省份大多有且只有一个中心城市，即省会。省会城市作为所在省域范围内的单极核心城市，集聚了全省最好的教育、医疗、交通、金融、信息等各种资源。

　　在东北地区，有2个城市入围，即大连和沈阳，都是来自东北唯一靠海的省份辽宁，都是副省级城市。

　　若按省份计算，经济第二大省江苏共有6个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了500亿元，分别是苏州、南京、无锡、常州、南通和徐州。值得一提的是，这六个城市目前全部都获准修造地铁，江苏也成为获准修造地铁最多的省份。可见是否修造地铁，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城市的财政收入。

　　在江苏之后，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和第三经济大省山东各有4个城市入围。广东入围的4个城市分别是深圳、广州、佛山和东莞，这四个城市也是目前广东获准修造地铁的四个城市。山东的四个城市分别是青岛、济南、烟台和潍坊。

　　数据显示，2017年广东省以11315亿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居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首，这相当于排名倒数的11个省份收入总和。广东也因此连续第27年坐上收入榜首把交椅，高出第二名的江苏省近3000亿元。

　　不过，为何广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500亿的城市却比江苏还少2个?这是因为，相比广东，江苏的区域经济发展更为均衡。尽管前两大城市苏州和南京虽然不如广深，但江苏的中等城市比广东更多，如无锡、常州、南通、徐州发展都比较均衡。

　　相比之下，广东作为沿海区域经济发展最不均衡的省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尤其是广深两大一线城市，再加上东莞和佛山两座二线城市就更多。多年来广深莞佛四个城市的GDP就占据了广东的七成左右。

　　在苏粤鲁三大省之外，浙江、福建、辽宁都有2个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500亿，并且全都是“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的组合，比如浙江是杭州+宁波，福建是福州+厦门，辽宁是沈阳+大连。

　　表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500亿元的31个城市

　　京沪遥遥领先

　　截至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00亿的城市仍为14个，其中，上海和北京两大直辖市超过了5000亿，在各大城市中遥遥领先。

　　上海市财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642.3亿元，比2016年增长9.1%。财政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实施，科技和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特别是工业、商业财政收入贡献全市收入增量约九成。

　　GDP总量第二的北京，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430亿元，位居第二。总体来看，上海和北京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和总部经济，也让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

　　值得一提的是，从大城市的情况来看，财力前十名的城市，刚好GDP总量也都位于前十行列。前十名中，财力的位次与GDP的位次大体相差不大，唯一落差较大的是广州。广州的GDP总量超过了2万亿，位居第四，相比后面的城市还有不小的领先优势，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只有1533亿元，位列第八位，不仅总量不到深圳的一半，而且也落后于苏州、杭州等城市。

　　由于口径问题，广州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四大直辖市及深圳这样的计划单列市之间并不具备可比性。直辖市作为一个省域经济体，其财政收入除了上缴中央财政外，“剩下的都归自己”。深圳、厦门这样的计划单列市，在财政收入方面直接与中央分成，不上缴所在省(现如今也向所在省上交一部分财政收入)。因此广州财政收入比四大直辖市和深圳少，都是在情理之中。但现如今，不如苏州杭州这些同类型的城市，这又是为何呢?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分析，广州本身产生的财政收入不少，但能用于自身的民生支出、经济发展的财政收入就太少了。“广州需要扶持的，是一个比全国平均水平还要低很多的东西北地区，这需要大量的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广东产生税收的主要就是在珠三角，尤其是广深两大一线城市占据了主要部分。“还有一个因素是不用上交省财政的计划单列市深圳，所以广州压力很大。”

　　杭州增速领跑

　　从增速来看，31个城市中，有14个城市增速上双。这其中，杭州的增幅在各大城市中领跑。

　　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杭州实现财政总收入2921亿元，增长14.2%;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7亿元，增长17.4%，总量在副省级城市中仅次于深圳，居第2位;在衡量财政质量的税收占比方面，去年杭州税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90.4%，占比居副省级城市首位。

　　杭州财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近几年杭州在信息经济的引领之下，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近几年，杭州新经济表现亮眼，尤其是以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等为代表的新实体经济、战略新兴产业对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带动效应十分明显。

　　去年全年，杭州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28家，新增数创历史新高，仅次于上海和深圳;累计上市公司163家，仅次于北上深，居全国第四位。

　　除了杭州，武汉、成都、南京的财政增速都也都超过了11%，武杭南成作为目前最具经济活力的二线城市，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财政收入的增幅也位居前列。

　　从总体上看，南方城市财政增速总体上快于北方，增速位居前列的武杭南成以及长沙、佛山、东莞、厦门等都是来自南方，而位居榜尾端的则大多来自华北、东北等地。而这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态势相吻合。

　　人民日报报道显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区域经济专家范恒山去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板块内部来看，经济增长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经济增长“南快北慢”、经济总量占比“南升北降”特征比较明显。

    影响财力的因素

　　那么影响地方财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谢良兵说，一个城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排名的贡献因素主要有：城市行政级别和规模、与GDP相对应的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选择、财政税收体制以及当年的偶发因素等。尤其是与当地GDP有一定的正相关性，GDP高的城市，财力相应也要强些。

　　但是，也有一些城市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排名与GDP的排名相差较大。一些城市GDP总量排名靠后，但是财税排名却比较高。比如厦门GDP总量仅位列第48位，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列倒数第一，在福建省内排在泉州、福州之后，位列第三，但厦门的财政收入是福建的“老大”，在全国排在第17位，在副省级城市中位列第9。再比如沈阳，GDP排名第33，但财力排名第21;昆明GDP排名第41位，财力排名第28位。

　　总体来说，这类城市主要集中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计划单列市比如深圳和厦门，因为财税体制上直接与中央分成，所以自身留成比例高。省会城市尤其是中西部的省会城市通常集中了全省最好的教育、医疗、文化、交通等各种资源，第三产业比较发达，所产生的财税也会比较多。

　　相比之下，一些制造业大市如东莞、南通、烟台等的财力排名就明显低于GDP排名。比如东莞GDP位居第19，财力位居第26;南通GDP位居第18，财力位居第27。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说，制造业相应的税负有一定的抵扣，比如出口退税等，因此凡是制造业特别发达的地方，地方的税收相应差一些。相比之下，第三产业提供的税收比例要比制造业大。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无论是在城市建设还是公共资源方面均比其他普通地市具有较大优势，在优势基础上加快打造总部经济，很多普通地级市的制造业企业在做大之后，为了吸引优秀人才，会把企业的研发设计、营销总部搬到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

　　从一般预算收入与GDP的比例来看，在这31个城市中，有15个城市的比例超过了10%，其中，上海、北京两大直辖市位居一、二位，厦门、深圳、宁波三个计划单列市位居3到5位。杭州、天津、郑州、重庆和昆明位居5到10位。相比之下，榜尾端如佛山、徐州、南通、东莞、常州等都是有名的制造业大市。

　　此外，对一些发达地市来说，所在省份区域经济发展均衡状况也会对它们的财力有较大影响，如果所在省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较大，那么就需要更多的省级财政来转移支付，帮助省内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在省内有计划单列市的情况下，一些省会城市、经济大市，比如广州等，就需要作出更多贡献，自身留成的比例也会比较低。

　　相比之下，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均衡的省份，如浙江，虽然也有一个计划单列市宁波，但由于省内各地发展相对均衡，需要省级财政平衡的比例就比较小，作为省会，杭州身上的负担也会比广州小很多。

　　表2：31个城市财政/GDP 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