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70年发展基本是勒紧裤腰带勤劳致富，未来30年指导思想应该从勤劳致富转到适度享受，这是经济转型的需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10月29日在“新‘巴山轮’会议·2017——十九大后的中国与世界”论坛上通俗地形容新时代下的生活方式。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部署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报告描绘的美好图景，为公众所向往。基本实现现代化或建成现代化强国，都意味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生活更为宽裕。但是区别以往，十九大报告并未提GDP翻番类目标。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10月26日在十九大报告解读会上表示，这次两步走的战略安排都没有再提GDP翻番类目标。这主要考虑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发展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再是高速度增长阶段了。

　　中国何时能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各方专家测算，中国将在2050年之前晋升为高收入国家并具有充分的物质基础。不过，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需要更多配套改革跟进。

　　何时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260美元。根据2013年世界银行对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的分类标准，中国属于分类标准中的“上中等收入”。其中，高收入标准为1.26万美元以上。

　　人均国民总收入(与人均GDP大致相当)和人均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既包括企业所得和政府所得，也包括居民个人所得;而人均收入只包括居民个人所得。

　　世界银行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时世界上19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1个属于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99个属于较高或较低(中等)人均国民收入水平，33个属于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

　　2017年6月份，社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研究所所长郑秉文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表示，“到2024年我国将进入高收入阶段”。

　　郑秉文参照的是上述世行标准。郑秉文表示，综合来看，再用六七年时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太大悬念。

　　同样依据世行的这个标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曾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表示，中国有望在2030年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刘元春表示，按照现行标准来看，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2017年大致到9000美元，要实现高收入国家约1.3万美元的标准，按照目前6.5%的经济增速，到2025年基本能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把增速预期降低点，比如到5%，按不变价格测算到2035年我们人均国民总收入也会超过1.3万美元。

　　不过，对于高收入标准的定义，还有其他“口径”。姚洋将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45%作为高收入国家标准，因为目前能超过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45%的国家和地区是36个，基本上是高收入俱乐部——这个标准明显比世界银行的标准要高。

　　姚洋测算，“美国每年经济增速大概是2%左右，中国现在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5.7%，要在未来30多年的时间达到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45%，只要比美国经济增速高1.6个百分点左右，意味着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3.6%左右，就能超过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的45%。”

　　全面现代化不止是“高收入”

　　虽然新“两步走”战略不再设定GDP翻番类增长目标，经济增长转向对质量的追求，但是收入目标的实现似乎不成问题。

　　刘元春直言：“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党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基本是有保有压的。之前制定的几步走战略，只需要中国经济保持7%左右的增速就能实现，所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前15年完成，就不足为奇，因为现实比我们的预测要跑得更快。”

　　改革开放之初，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三步目标是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就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杨伟民表示，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提前了15年，一方面说明我们发展的成就巨大，超出了预期;另一方面也表明未来我国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长期向好的态势没有改变。

　　不过，各方专家仍提醒需注意推动改革。

　　郑秉文表示，我国在跨过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之后，还有长路要走，需要转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还要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来增强软实力。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表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去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很重要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人们的需求层次在提高，很多需求属于公共服务范畴，这需要各方调整思路。

　　姚洋也指出，收入目标是比较容易达到的，要实现全面的现代化，至少还要做到实现全民社保、实现城乡一体化、修复生态、经济政策要从注重生产转到注重提高福利上来。

　　专访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2050年中国将超日德成第二创新大国

　　10月1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就报告的一些关键内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下简称《21世纪》)专访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1世纪》：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你如何理解这一目标?

　　姚洋：我理解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主要围绕缩小社会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而展开的，也就是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的短板展开。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到2035年，中国需要实现全民社保，实现全国统筹。

　　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已经达到60%，但是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才刚刚起步;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0%以上，但还需要加强全国范围内的统筹工作。因此社保改革任重道远。

　　同时，到2035年，中国需要普及十二年的义务教育，提高青少年的文化教育水平;城乡发展差距基本消除，不仅仅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倍多，而且体现在城乡基本公服务水平上，目前这方面的差距比收入差距要更大;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尤其是中西部能够实现快速崛起，努力追赶东部地区，并达到一个新阶段。

　　此外，到2035年，在社会管理上，需要建立起成熟的现代社会;在国家治理上，实现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次报告提出设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这是未来需要重要推进的改革领域。

　　《21世纪》：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理解“富强”这一目标?

　　姚洋：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的GDP增速会由2016年的6.7%匀速下降到2049年的2%，这样可以确保2049年的中国人均GDP水平超过美国人均GDP的45%，达到世界人均GDP的2倍，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届时，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占世界总量的1/3，这将深刻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

　　《21世纪》：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过程中，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姚洋：首先的问题是如何界定高收入水平。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的标准，人均GDP超过12735美元的国家就达到了高收入国家，而2016年的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8287美元。

　　如果是依照世界银行标准的话，我们很快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

　　但是，我认为世界银行对高收入国家的界定标准过低，应该采用OECD的标准，即美国人均GDP的45%为25989美元，达到这个标准的国家就是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

　　其次，依照OECD的发达国家标准，目前全球成功跨越中等陷阱的国家有13个，它们大体上用了30到50年的时间。中国在2002年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再用50年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我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预期的。从中国的东部地区来看，速度可能更快一些，30年的时间就足够了。

　　中国需要提高产业工人的供给

　　《21世纪》：为什么你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是可期的?

　　姚洋：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与那些进入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国家在某些方面是高度相似的。目前中国整体比日本落后40年，相当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正处在一个稳步快速发展的时期，实际上日本过去十几年内获得诺奖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因此，中国的创新和发展的潜力很大，这足以支撑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1世纪》：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对此你有何建议?

　　姚洋：我对创新的看法正在不断改变。过去，我认为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学校教育对创新能力的培养，但现在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更为关键的因素在于国家对科研机构的投入。

　　为什么很多小型经济体没有一个诺奖得主?比如中国的台湾地区，再如韩国。这主要在于它们不具备大经济体那样集中资源和资金去支持科研的能力。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是日本的两倍，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需求，未来创新空间广阔无边，在能力培养方面大有可为。

　　当然，我们的创新领域也存在短板，例如我们的科研成果的转化还不够充分，这主要与我们的金融支持体系与知识产权保护不够有关。

　　我预计，在2050年的全球创新格局中，美国将依然是科技创新的领头羊，但是中国将超越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创新大国。

　　对中国成长为创新大国的过程，我的主要担心在于产业工人的培养能够跟得上。虽然中国制造的智能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但很多生产环节包括智能生产环节需要高水平的产业工人，而目前的我们的教育供给并不能及时跟上。

　　此前，教育部、发改委和财政部在2015年曾经发布《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推动地方建立更多的应用型技术大学，但地方政府对此的重视还不够。

　　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可能更热衷于引进像经济学家这样的软科学人才，而不是花大价钱引入可以教授职业技能教学人才。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扭转过来。

　　此外，建设应用型技术大学的资金投入比较大，地方政府可以考虑和大的企业联合办学，企业可将自己的实验室放在大学里面，从而实现学、产、研的更好结合。

　　《21世纪》：报告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对此你有何政策建议?

　　姚洋：在过去十七年里，以BAT 、华为、科大讯飞和大疆等代表的一批中国企业已经走到世界前列，成长为行业的全球领头羊。

　　从这些企业的成长过程来看，主要是市场竞争机制在起作用，政府只能在某些企业的某些阶段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因此，政府的主要角色还是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开放、有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