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地铁内，行人在观看“小朋友画廊”的海报

　　本周，许多人的朋友圈都被“小朋友画廊”刷屏。腾讯公益在网上“卖画”——只要花上一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幅自闭症、脑瘫、精神或智力障碍的“小朋友”的画作，然后可以存到手机当壁纸或屏幕保护，同时这一块钱将捐助给自闭症患者作为康复或生活所用。

　　然而就在当天，剧情马上“反转”，有人质疑说，画作的作者年龄在11到37岁之间，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小朋友”，有人说捐款到不了需要帮助的人那里。此外，又有另一种声音出现，比如一篇《我反对把自闭症儿童浪漫化理解的行为》的文章开始也在朋友圈广泛转发。人们形成了两派对立：一派是转了画的，另一派是转了《反对浪漫化》的，不难看出，后者有种教育前者的意思：你们动动手指捐一块容易，你们平时有关注这些特殊群体吗?你捐这一块是真的帮助到他们呢，还只是你们的自我满足呢?

　　被责备的那一波人随即回应：我们没能力和精力去理解那么多复杂的事情，我捐了一块钱，那些孩子至少有得到帮助的机会，为什么我要被谴责和嘲笑呢?而且“就算这是一场作秀，我们也能让更多人关注到自闭症、脑瘫这些边缘群体啊。”而面对对画作“真实性”的质疑，也有腾讯官方和民间出来辟谣、重新界定“小朋友”的所指，还有人说：“即使这可能是一场骗局，我也愿意去相信。”

　　机械复制的“灵韵” 与浪漫化想象

　　我们未必需要指出这场争论的是非对错，或者可以说大家都是对的。我们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能知道，精神障碍者是这个社会资本链条的一环，正如他们画的现代主义绘画是资本链条的一环。自闭症患者没有能够养活自己的手段，通过贩卖艺术作品，可以帮补生计。

　　自闭症患者缺少把外部的信息经由自己再加工的能力，所以他们有可能比起一般人更能够忠诚地描绘出他们看到的现实，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学习绘画。然而，狭义的自闭症，在精神分析意义上是没有主体的，也就是缺少“心”的存在——缺少调节身体、感官、经验的中介装置。相当一部分自闭症患者还会受到身体协调能力的限制，做不了精细的动作，很难准确通过绘画展现他们的内心世界。所以，让自闭症患者通过绘画来康复，其实是不太靠谱的。(由于商业利益和医疗原因，近年有大量孩子被误诊为自闭症，这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这次的“小朋友画廊”是否是“真画”并不重要，这些画很大可能是临摹作品，是由美术生手把手教的，严格意义的“机械复制品”。但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吊诡的地方：一幅由机器复制的画，和一幅由自闭症患者临摹的画，即使是一模一样，其价值也是不同的。

　　哲学家本雅明曾经指出：随着艺术品的大规模复制技术出现，艺术品里面那个使它有独一无二魅力的“灵韵”消失了，而那些自闭症的孩子的作品仿佛还有着这个灵韵，因为它的机制正是“人形”的机械复制。为什么人形那么重要?因为人是人的镜子，人类具有镜像神经元，当我们看见同胞难过的时候我们也会难过。这种基于镜像关系的想象，是构建同情和人道主义的基础。人的内部仿佛总是有深不可测的东西，精神分析把这称为“客体小a”，它召唤我们去欲望、去关怀、去探索、去想象。这就是为什么或许对精神疾病的“浪漫化”并不是一种通过启蒙、通过点出问题就能够消除的幻觉——浪漫化所遮盖的是一种深刻的焦虑，精神分析家拉康认为焦虑是因为对那深不可测的客体过度的接近。

　　但这种浪漫化的需要。忽略了自闭症儿童内部和一般人的差异。一般人如果去参观自闭症儿童上绘画课，他们很可能会惊讶地说：他们画得像机器那样，并没有“灵韵”。也就是说，一般人和自闭症儿童之间的相似，反而是由想象构建起来的——如果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该如何去反对这种浪漫化?

　　这种浪漫掩盖的，当然还有社会问题。精神残障人士像马戏团一样，早就成为了消费社会的一环景观。在大商场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公益表演，让聋哑人、自闭症儿童等特殊群体上舞台表演一番，这样做似乎是“一举两得”，一是增加了商场的人流量，二是让他们赚点生活费。我们看到的是：就算是精神残障的人士，他们也需要被分配到某个劳动岗位去奉献自身。这种“一举两得”背后的问题在于，这不只是利用了人的同情心，而且遮蔽了我们对自闭症的真正认识，把他们包装成美好的商品激发我们去掏钱包的冲动，看不到他们的生活中真实的窘迫和痛苦。

　　人人都是慈善家的时代

　　浪漫化的同情固然有值得批判之处，但也不至于被过度苛责。不过，这些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因为单凭想象和同情，并不足以解释这一次活动的爆红。我们在路边看到一个邋遢的流浪汉，多数人的反应都是直接转过脸绕开路走避免伤害钱包，同时避免“超我”对自己的道德攻击。但这一次，那么多的人都乐于去打开微信钱包，那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人们首先做的不是捐赠，而是购物。

　　我们花一元钱买了一张画。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看来，购物在表面上买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在现代的消费社会批评里，购物则买的是一种社会符号地位，使用价值被扬弃了。而在小朋友画廊这起事件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第三种逻辑：我们购买的不是使用价值也不是符号，而是一种参与的意义。通过这种参与，我和远方苦难的同胞建立了联系，我参加到了一场伟大的人道主义运动之中，我的生活因为购买这一幅画突然增加了色彩，我平时发吃喝玩乐的朋友圈好像也变得有人情味了......而这一切，我只需要通过去花一元去买一幅好看的现代主义画——天呐，太物超所值了!

　　这个逻辑被哲学家齐泽克所反复提及，他说我们去星巴克买咖啡，看到广告上写着：“你买咖啡 1% 的钱将会捐去非洲让那里的孩子能够上学”，这时候，我们买咖啡的热情会极大提高，我们从咖啡里喝到的是一种我们在寻求的东西——消费的意义。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的逻辑，让人对剥削和消费有罪恶感，今天我们的消费甚至可以满足超我的欲望：去为别人、为世界作贡献，但这不同于那种身体力行或昂贵的慈善行动，而是可以非常地简单有趣的。

　　齐泽克对弗洛伊德提出的的“超我”作了激进延伸，超我并不只是命令主体要履行禁欲、诚实、利他等等美德，相反，它的命令是让主体去享乐，只需要先把超我安置在一个象征式的位置上，就能尽情地享乐。当我们知道买星巴克咖啡的钱被用于建设希望工程，我们会更加享受那杯咖啡本身;同样，当我们知道这一块钱意义非凡，代表着自己对残障群体的关注和爱，这幅画就会迸发出强烈的美学魅力，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会把自己买到的画晒到朋友圈并说“这幅画太好看了”，我们直接折服的是画的视觉美，而这种视觉美正是由背后意义支撑的。正如齐泽克举的另一个例子，小朋友买“健达出奇蛋”不是为了玩里面的玩具，而是知道了巧克力蛋里面有玩具，这巧克力蛋本身才更美味。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有人会认为“即使这是骗局，我也愿意相信”——事件是可以被证伪的，但是事件背后的幻想并不一定会因此而取消。超我会不惜代价地安放自身，为了开启快感的空间，并且屏蔽侵略这个空间的信息。

　　我们在这里同时可以看到艺术和美学是怎样被意识形态所支撑的。为了终结艺术史中对形式美的无限沉迷，20 世纪的艺术家提出了社会实践的必要性。其中的领军人物是德国艺术家博伊斯，他提出了“社会雕塑”这个概念，就是说，雕塑这个概念应该隐喻性地放在社会空间，被理解成一种改造社会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实践。他提出的另外一个著名口号是“人人都是艺术家”，也就是艺术脱离形式化和专业化的束缚，每个人都有权力去像艺术家那样站出来改造社会的感性空间。

　　而在小朋友画廊这类事件里，我们看到的是博伊斯口号的仿版：人人都是鉴赏家，因为人人都是慈善家。慈善不再是富翁的奢侈品，也不是志愿者活动里面用时间和精力才能买到的东西，在这里人人都可以轻松地慈善，更关键的是，这里的慈善是一种审美活动，让每个人都可以平等、轻易地欣赏到这些现代绘画的魅力。在朋友圈内，一个审美共同体被建立起来了，或许支配着这个共同体的，是一种平等的审美快感，而这种审美快感正是来自共同超我的功能，超我才是快感的最甜包装。

　　当然，这不是歌颂说小朋友画廊是一件多么“艺术”的事情，相反，正是这件事能让我们看到各种“参与”的美学陷阱。或许可以拿来类比的是前段时间流行的“秘密花园”图画本——没有经过任何美术训练的人都只需要在画好的图案上面涂色，就可以看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仿佛自己就是一个艺术家，这也是一种“参与美学”：仿佛我们只要涂几下颜色、按几下手机，这个社会就会“自动”给我们分配美与意义。这种自动化的功能为资本、官僚一直开着大门，同时它也离间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当我们按两下手机就能做慈善家、鉴赏家时，就自然越来越少人去做身体力行的志愿者和艺术家。

　　尾声

　　我们并不需要在“小朋友画廊”的争论之中站边。此类关于精神障碍者的事件一旦出现，非常“自动”地就会产生两种批评的视角：一种是科学的话语，该领域的专家会出来科普关于精神障碍的知识，让大家客观理性地看待，并直接明了地指导大家应该怎么做;二是私人化的话语，在于叙述自身与精神障碍者相处的感性经验，让大家去带着感情地理解具体的个人。但这样或许是不够的，在科学上对自闭症的认识还非常不充分，而专注于个人的抒情，容易被各种陷阱所要挟，当我们反对浪漫认识的时候，又可能被“常识”带到了另一个浪漫论上。所以，我们需要停下来，去力求思考事件总体的、无意识的逻辑，挑战自己的认识和情感禁区，这样的思考非常危险，但或许只有危险的思考，才能让我们免于陷入真正的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