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民主人士》，作者：汪东林，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黄维的名气较大，凡读过《毛泽东选集》的，大体都知道黄维率领的国民党机械化兵团，在增援陷入重围的杜聿明时被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的事实。因此黄维进政协机关，比别的特赦人员更引人注意。

　　在笔者见到黄维之前，就听机关里见过他的同志说，他与别的“战犯”不同，走路昂首挺胸，旁若无人，神气得好像还在国民党将军的任上，实在不可思议。

　　因为当时“左”气正盛，由特赦人员而任命为文史专员，尽管身份变了，但大多数文史专员对机关干部都客客气气，甚至可以说颇为“礼敬”的，何以独黄维这样“目中无人”呢？笔者向沈醉、宋希濂打听，他们说，黄维这人从来就有股“傲气”，当年除对蒋介石和顶头上司陈诚外，对别人几乎都是爱理不理的。

　　沈醉认为黄维这个人就是“怪人”，在战犯改造所也与众不同，以固执或曰“顽固”著称。但他补充说，黄维为人正直、清廉，律己严格，解放前谢绝请客吃饭这类应酬，把主要精力放在治学治军上，蒋介石对此颇为赞赏，故一直重用他。沈醉讲完这些，特别关照我：只是同我这个熟朋友说，不可传言他人也！

　　不久，我在政协机关大门口见到了黄维。他身着蓝卡其布的旧中山装，但洗熨得干净挺直，浓眉，右上唇有颗明显的黑痣，在向警卫正儿八经地交验证件之后，昂首挺胸，旁若无人地进了大门，向他当时无公可办的专员办公室走去！

　　我一直等着同他交谈的机会。按说，同在一个机关，去拜访他一下，聊上几句也不为过，他总不至于把人推在门外吧。但既然耳闻目见的黄维如此这般，我就不想去自找没趣了。

　　那时候，黄维同其他文史专员一样，到机关上班只有一项任务：参加一周两三次的政治学习小组讨论。其他时间不过是在办公室里看看报纸，读读政治书籍而已。

　　当时黄维开始参加专员组的学习，后来才转到政协直属组学习。笔者不在专员组工作，但每次学习的简报都能读到。时间一长，我发现黄维每会必到，却从未看到他有过一次像样的发言。自1975年底至1978年初，我印象深的只有这么几件事：

　　黄维参加学习组后，长时间一言不发。但有人反映，他又在鼓捣他的“永动机”了，晚上在家里弄，白天人到机关，脑子里仍在转“创造发明”，还是逃避政治学习，故伎重演也！但我记得，由于黄维在这一阶段的确从未公开提出研究“永动机”一事，因此政协机关领导也没有找他谈过。

　　黄维经多次动员，拿着别人捉刀代笔的稿子批邓。粉碎“四人帮”后他吐出了这口闷气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入高潮，当时有位主管领导出了一个“高招”，让黄维登台作大会发言，用以证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但要黄维担此“重任”，困难自然较大。首先是黄本人不愿登台——他连小组会都不张口，又怎么可能上台作大会发言？无奈这是上头交办的政治任务，经多次动员，黄维推辞不了，最后声明他写不出够水平的发言稿，如有现成的稿子，他可上台念一念。于是，捉刀代笔，上纲上线，很快起草出高调门的发言稿。“秉性固执”的黄维也终于抵挡不住压力而登上了大会批判的传声台。由于新华社报道政协此次大会的消息时提到黄维登台发言，政协很快收到匿名信和匿名电话，责问：黄维是顽固的战争罪犯，且在淮海战役中败于邓大人（邓小平——笔者注）手下，他有什么资格“批邓”；统战部、政协的负责人干什么的，新华社何以这样有眼无珠，脑子发昏到这种程度！云云。此事一开始虽尽量保密，但终于无效，很快传开了。最后传到黄维耳里，他开始还沉默不语，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才说：“这件事使我内疚，本不想为而又不得不为，如果许我检讨，我可撰文登报声明。”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能的，偏偏还有人做他的工作，说黄没有错，要“坚定”，不要理“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几个苍蝇嗡嗡叫”。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黄维才有吐出这口闷气的机会，但他的话很简单：“坏了我黄维的名声事小，坏了共产党的名声事大，‘四人帮’做了共产党的敌人做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