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学生来问我，去中国学中文该去什么学校时，我总是毫无例外地回答他们：选择那些美国学校运营、组织的项目。”哈佛大学中文教学项目主管（Directo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刘力嘉（Jennifer Li-Chia Liu）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aer.cn）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显然，她不是第一次回答这样的问题了，每一次，她都会直言不讳地建议学生不要选择中国高校开设的对外汉语教学项目，而是鼓励他们申请诸如普林斯顿-北京暑期中文培训班（Princeton in Beijing，简称“普北班”）和哈佛北京学院（Harvard-Beijing Academy）等由美国常春藤名校负责运作的项目：“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质量缺乏保证，学生回到哈佛后不一定能跟上进度。”

    此前澎湃新闻曾经报道，在北京大学交流的耶鲁学生对北大对外汉语教学质量普遍感到不满。现在北大工作的陆扬介绍说：“耶鲁学生普遍抱怨在北大上中文，回到耶鲁赶不上同级的课程。”复旦大学中文系严锋教授（现为悉尼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就此问题发表的微博评论被广泛转发：“外国人在中国大学里学汉语，还赶不上在外国大学里学汉语，这听上去很荒唐，但确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国外的汉语教师可能更了解外国人的学习特点，课程更有针对性，也更量大密集。所以国内不要一厢情愿以为自己在对外汉语教学上肯定有优势。” （见《争锋|在中国大学里学汉语，没有外国大学里学得好？》） 老外到中国来学中文，中国学校教不好，还得由美国学校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教，这可真让人有些“心塞”。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只要有其他人在场，就必须说中文

    学习强度不够，是一个重要原因。

    哈佛东亚系的博士生Kyle Shernuk向澎湃新闻记者现身说法。他曾于2011年在北京、成都的两所大学学习中文，项目都由中方独力操办：“上课只是老师放幻灯片，没有提问也没有讨论，布置的作业不用交，所以很多同学也就不交了。最后考试的成绩好坏也无所谓。”

    “如果你的自制力够强，坚持每天做作业，进步还是显著的。参加中国大学的项目，就要做好‘自学’的准备。”Shernuk说。

    相比之下，他于2009年申请加入的哈佛北京学院，要求就要严格得多：“所有美国学校办的暑期项目，在入学时都会要求你宣誓，暑期班期间只能说中文。如果超过三次被发现说英语，就得走人了。”一般而言，暑期班三个月的课时加起来相当于一学年在校的普通课程，“强度相当大，每天早上八点上课到下午两点，每天都布置作业，每周有考试，还要演讲”。

    哈佛东亚系博士生Dylan Suher刚参加了今年哈佛在北京的暑期班：“最让我头疼的还是演讲，几乎每天都要对着全班演讲，而且好多还都是华裔，压力特别大。”

    普北班的情形也差不多。本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的韩国女生Becky Bae说：“在普大上中文课的时候，一周两次要去老师办公室正音，老师会纠正到你把音发准为止。普北班差不多一样恐怖，隔天就测验，每周都要用中文演讲。”

    普北班的负责人，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兼中文部主任周质平（Chih-p'ing Chou）。自称“生在上海、长在台湾、老在美国”的周质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离台赴美，在印地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2年，周质平获中国文学博士，次年，他开始接触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并出任美国明德大学暑期中文学校（The Chinese Summer School ， Middlebury College）主任。此后三十年间，这位研究专长为明代文学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学者，便与对外汉语教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1993年参与创办、至今仍良好运转的普北班已是美国高校在华举办的短期中文培训班的样板，而他本人则成了美国中文教学领域的代表人物。

    入学时宣誓暑期班期间只说中文的“语言誓约”这个传统，就发源于明德大学暑期中文学校。明德大学是一所文理学院，位于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1966年开办暑期中文学校，教学方式为大小班相结合，大班讲解练习、小班集中操练，训练以听说为主，强调发音的准确和语法的严谨，严格实行语言誓约，杜绝母语，只说中文。这种让美国中文学习者完全浸润于其中的“沉浸式教学法”（也有评论者称之为“明德模式”，见《略论美国在华中文教学项目》，《国际汉语教育》2010第三辑，作者为美国欧柏林大学东亚系的李恺、刘芳），被后来的美国大学广泛地移植，用于开设在华中文教学项目。

    普北班是其中最早尝试的先行者，它所建立的管理模式和教学模式，对后来者影响深远。主持明德暑期中文学校九年之后，周质平希望能到中国开办中文培训班。在周质平看来，明德模式虽然不可谓不成功，但周遭的学习大环境毕竟还是英语，“沉浸式教学法”真正想要沉下去、浸进来，还是要去中国。

    在周质平的四处奔走、多方努力之下，1992年，普大和北京师范大学达成合作协议，普北班宣告成立。第二年暑假，普北班迎来了第一批学员，全部是美国各著名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共有一百多人。

    周质平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说，普北班非常重视小班授课。一个小班一般只有五六个人，最多不超过十个人，每个年级都是如此，“效果比大班授课要好得多”。

    他特别提到，普北班是“强化外语培训班”，在“强化”两个字上，他加重了语气：“如果想到北京来旅游，对不起，这个班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 普北班一般设四个年级，入学先考试，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分配到不同年级。学习时间共两个月（八个星期），每天早上从八点开始，上课四小时，一直到中午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五点，一对一单独上课——这是最有学习压力的时刻。晚上八点到十点则是老师答疑时间。此外，每周会安排两次“中文桌子”，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到两点，由一个老师带两到三个学生出去吃饭，学习用中文点菜，随便聊天，“总之，让他们尽可能多地说中文”。还有一到两次校外学者专家讲座，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

    大连某对外汉语教师培训基地一位自称“从93年第一届普北班开始任教，一共教了四届”的老师，在《对外汉语名人周质平及普北班的运作和教学法》一文中，记录了他的见闻：每个学生每天上午上两节大班课、两节小班课，“为了上好课，事先必须预习生词和课文，上课时教师是不进行讲解的”，下午则要跟一名教师个别谈话，“以获得个别辅导”，“然后还要做作业，预习第二天的内容。学习的强度是很大的，学生们经常学习到深夜”。

    不仅学生累，老师也累：“工作强度非常之大。在普北班教汉语必须全力以赴，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兼职做其他事情。” 周质平自然更不能自外于此：“周质平教授经常亲自听课，不行的马上就让他下来，自己亲自上阵示范。开课之初还会对教师进行摄像，整个年级教师一起观看，给教师挑毛病。”

    这位老师同样提到“语言誓约”：“在开班之前每个学生都要写一个保证书，签上名字，保证在普北班期间不说自己的母语。如果被发现说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会被开除，学费也不退还。教师也一样，虽然没有保证书，但是被发现用英语教学或谈话也会受到严厉的批评。”

    “语言誓约”的执行严格到了什么程度呢？周质平说，不单是教室里必须说中文，宿舍里也一样，“我们规定，普北班学员必须住在北师大学生宿舍，不允许在外面住，而且我们要求同宿舍舍友之间也要严格执行语言誓约，只说中文”。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和父母打电话，但也“必须到没有人的地方悄悄地打，只要有其他人在场，就必须说中文 ”。

    刘力嘉半开玩笑地称周质平的教学方法是“集中营式”， “我们还是更中庸一些”。事实上，哈佛的中文教学项目，学习强度也是很大的。同样是小班教学，人数一般控制在十个人左右，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课上参与讨论、发言。作业量同样很大，每天的课后作业需要一到两个小时来完成。学生每周都要去老师的办公室至少一次，用中文和老师交谈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除此之外，老师还会参加学生的“外语午餐”活动，每周一次，在午饭饭桌上只用中文交谈。

    刘力嘉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说，哈佛的中文教学项目共有二十三名教师，是全美最大的中文教学团队，另外配有两名博士生做助教。

    “我们的老师一般都有对外汉语专业的硕士学位。每年哈佛还会到北京语言大学去招人。”刘力嘉说，她每年大概会收到三百份简历，从中筛选出八十人，由刘力嘉亲自面试，再选出七十人进行培训，最后留下四十人在哈佛中文暑期班授课。这四十人中表现最为突出者，才会被带到哈佛——从练习课的实习老师开始做起。哈佛暑期中文班每年招收大约一百名学生，师生比达到一比二，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带两个学生。暑期班的老师，既有从北京语言大学招聘而来的，也包括哈佛中文项目的常任教师。

    与哈佛的情况相仿佛，普北班每年都会培训六七十名老师，二十余年下来，已经培训出了两千多名老师。由于课程和北师大合作的缘故，普北班老师的主要来源是北师大，也有北京语言大学、人民大学的师资，“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外汉语专业的硕博士”。当然，也有不少老师来自美国，“每年我们都从美国带十个左右的老师到北京，都是普大的讲师，由这些从美国来的老师组织各个年级的教学”。周质平说。

    或许更为关键的是奖学金，“我们提供的奖学金的比例应该是全美最高。而且奖学金不仅给普大学生，也给非普大学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项目做得到”。周质平说，每年都有不少欧洲以及日本、韩国的学生慕名而来，“最近几年，美国高校在中国办的中文培训班，人数一直在减少，只有普北班的人数不减反增”。奖学金无疑在其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