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季风气候区，夏季雨水较多。尤其在古代，防治水害、发展水利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管子就曾说：“请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

今天，青年君带大家认识一下五位被诗词歌赋“耽误”的治水能手。或许你已领略过他们的诗文才华，但你未必知道，他们为官期间的治水成就，丝毫不比他们的诗文成就逊色。

白居易：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从长安绕道襄阳南下，乘船经过洞庭湖，看到“每岁秋夏时，浩大吞七泽。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的景象，便生出了治水以供民生的宏愿，“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剑，重来亲指画。疏河似翦纸，决壅同裂帛。”

到达杭州时，正逢大旱，人畜饮水困难，解决缺水问题成了摆在白居易面前的头等大事。当时的西湖被称为“钱塘湖”或“上湖”，因为在它北部连接着一个水位比它低的“下湖”。由于当时钱塘湖年久不治、堵塞成患，虽有旧堤，但太低矮又疏于加固，导致大雨时湖水横流难以存储、干旱时湖内蓄水不足无法用于灌溉。

杭州人民为纪念白居易所做贡献，将此堤坝命名为“白堤”。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白居易命人清挖了西湖的淤泥，并将旧有湖堤（钱塘门外自东向西与白堤东端相接，相当于今湖畔居至宝石山麓）“高加数尺”，以增加钱塘湖的库容量。并设圣塘闸等三闸，闸门每日定时开启和关闭，使湖水循环往复，让其滋润下游农田，还能排泄洪水、保障湖堤安全。

除了治湖之外，白居易还疏浚了杭州城区内的六口已使用了四十年的老井，解决民生用水问题。整个工程完成以后，既为江南运河扩充了水源，也保障了钱塘、盐官（今海宁）之间运河两岸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还解除了杭城居民生活用水之忧。

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满离开之际，出现了“杭老遮车辙”的送别场面——老百姓扶老携幼为他送行。依依惜别时，白居易回赠了一首诗：“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晚年隐居于龙门香山寺的白居易也没“闲着”。当时，龙门伊河段有八节滩、九峭石两处险滩，行船之人到了八节滩，都要下水拉船。天寒之时，船夫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冻得牙齿打战。白居易见此情景，发愿整治八节滩。他四处游说，筹集经费，甚至还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誓开险路作通津”。最终，这段航路在白居易的领导下被凿通，航道状况大为改观。

范仲淹：修围、浚河、置闸，缺一不可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西溪濒临黄海，地势低洼，唐时李承修筑的捍海堰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利害，建议重修堤堰。

天圣三年（1024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临行前，范仲淹仍惦记海堰之事，留书张纶，再陈复堰之利。绵延数百里的长堤，在经过数年修筑后，巍然横亘在黄海滩头，受灾流亡的居民得以重返家园。

景佑元年（1034年），范仲淹任苏州知州，开始了对太湖的治理。太湖平原中部地势低洼，河港错落，潮汐涨落还带来大量泥沙，治水压力可见一斑。范仲淹赴任的时候，正值太湖汛期，“沦稼穑，坏室庐”“观民患，不忍自安”，范仲淹实地考察之后，提出了以疏导为主的治水主张，“水之为物，蓄而停之，何为而不害？决而留之，何之为不利？”

如今的太湖风光。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在具体的太湖治理工程中，范仲淹以工待赈，每日给粮五升，招募饥民兴修水利，“部役开决积水”。他主持疏浚了白茆塘、福山港、黄泗浦、许浦、奚浦等吴淞江的支流。范仲淹还在这些支流的入海、入江处设置水闸，遇到大旱，可以引水灌溉；遇到洪涝则可以宣泄洪水。同时，还能有效规避海潮侵袭时的泥沙淤塞问题，一举三得。

庆历三年，范仲淹官拜参知政事，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厚农桑》中，他建议朝廷要求各级政府重视农田水利。范仲淹还认真研究了江南的圩田古制，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思想及实践，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范仲淹也因此得到后人赞誉：“实心为民，行而宜之，必至尽善而后已，此先忧后乐之功。”

王安石：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

宋庆历七年（1047年），26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即宁波）知县。上任伊始，正逢大灾之年，他下乡研究得知，鄞县并不缺水，只是没有水利设施，既不能蓄水，又无法排涝，所以非旱即涝，灾害频仍。于是，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实地调查，为各处水利建设作出规划。

鄞县靠海，当地百姓饱受海潮侵袭之苦。为此，王安石主持修筑了一条从孔墅岭下河头、焦村，经石湫，折向霞浦到穿山的海塘。这条海塘全长15公里，有力地阻挡了大海涌来的狂潮，保护了沿海的农田。为了进一步控制潮水，王安石还带领百姓开山劈石，修建楔闸。据《镇海民国县志》记载：“宋庆历年间，荆国王公宰鄞时凿山为之，筑堤捍浦为河，于堤西石岩凿三窍为楔，阔三丈六尺，高三丈。”这样，海潮来袭时可通过石闸控制潮水，解民之忧。百姓为感念王安石的恩德，“立荆公祠于楔左，岁祀之。”

此外，王安石还对东钱湖进行了治理，疏湖泥，立湖界，起堤堰，限制湖水流出，抵御海潮侵入，从而解除了湖区周围及鄞县、镇海七乡农民的水旱之苦，充分发挥了湖区的灌溉和渔获之利。自此，“七乡三邑受沾濡”，“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说到王安石，自然要提到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其中的重要内容则是在宋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颁布的《农田水利约束》。在政策推动下，形成了全国兴修水利的高潮，“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据历史记载，从1070年到1076年间，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共计10793项，增加灌溉面积3600万亩之多。

曾巩：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

曾巩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出任齐州（即济南）知州，在任时间虽短，但对济南的城市建设功劳不小。其中最主要、也广为人知的，就是他主持修建了北水门。

济南的南部是山区，地势南高北低。北城墙原本留有城门来排泄积水，但一到夏季多雨季节，南部的山洪连同充沛的泉水倾泻而下，汇集到市北低洼处造成水患，人们只能临时“荆苇为蔽，纳土于门，以防外水之入”。为了消除济南的水患，曾巩一上任就决定修建北水门。

北水门即当年齐州城的北城门，它建在曾巩为疏导大明湖水而开掘的汇波渠上。曾巩利用原有城门，两岸用石头垒砌，中间放置石水闸，分为两扇，并设置门扃，根据水位高低决定水闸的开闭。如果城内积水，则开闸，水向北流至小清河；如果城外积水有倒灌入城之势，则放下水闸，御水于城门之外。

如今的济南大明湖。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后来，曾巩作《齐州北水门记》：“于是内外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节，人无后庐，劳费以熄。”至今，北水门依旧发挥着排水的作用，使大明湖“久雨不涨，久旱不涸”。后人又在在北水门的基础上兴建了巍峨壮观的汇波楼，站立其上观大明湖，济南八景之一的“汇波晚照”便映入眼帘。

苏轼：以身帅之，与城存亡

最后要说的，是一代文豪苏轼。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到任刚三个月，黄河在澶州决口泛滥，洪水冲向徐州，城下水深二丈八尺。身为地方长官的苏轼临危不惧，首先关闭城门，制止“争出避水”，以安定民心。同时征发5000民工，抢筑一道“首起戏马台，尾属城”的抗洪大堤。他还拿起工具，布衣草履，“以身帅之，与城存亡”。临危时刻，还以诗言志：“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正是在苏轼的带领下，官民团结一致，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洪措施，使徐州转危为安。

游人在现今的西湖苏堤区域游览（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在杭州知府任上，他筹集多方力量，疏浚西湖，解决了干涸淤塞问题。在疏浚过程中，他因势就便，利用淤泥在湖中筑就了一条大堤，不仅解决了淤泥的堆放问题，还使交通更为方便。堤上植柳，堤中有桥，成就了西湖流芳百世的一处美景。

后来苏轼又调往颖州任职，当时开封一带水患严重，有人轻率地提出开凿新河，把开封积水引向淮河，但苏轼亲自率人实地勘察后，发现淮河的水位比开封的还要高，如果盲目开河，势必倒流。于是，他向朝廷提出反对意见，避免了这一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工程。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广东惠州。他听说广州经常发生瘟疫，认为这是没有清洁水源，百姓喝不洁的苦咸水造成的，于是他便写信建议广州太守王敏中在广州修建清洁水引水工程。

这一工程要将离广州20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的水引入城中。具体方法是先在滴水岩下挖一大石槽蓄水，再将石槽中的水用五根大竹管引出，竹管连接处缠以麻绳，涂上油漆，由高到低直引入城中。施工时，苏轼还提议在每一根竹管上钻个小孔，用竹钉封上。这样当竹管发生堵塞时，就容易查出堵塞的部位，便于及时疏通。工程顺利完成之后，北宋时期的广州人喝上了“自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