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夏如

　　从中国台湾到美国哈佛，从华尔街到大学校园，资深投资人、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林夏如(Syaru Shirley Lin)往往一开口，就用飞快的语速和自信的笑容，显示出她在商界的打拼和在学界的积淀。

　　林夏如在中国最知名的经历，大概是她最早投资了马云的阿里巴巴。1999年阿里巴巴初创后不久，她作为高盛集团私募部门亚洲区主管，领导了对其的投资。她曾担任高盛集团合伙人，现在还担任高盛集团亚洲银行等多个企业、基金的独立董事和高级顾问。

　　但对宏观经济兴趣浓厚的她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离开高盛后，她转型进入学术界，现在弗吉尼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综合自己的商业经验和理论训练，重新审视无数企业和个人正在面临的全球经济形势变化。

　　近日，林夏如在上海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从特朗普的“高盛系”幕僚，谈到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高收入陷阱。她还对80后、90后等“千禧一代”提出建议：面对不平等现象加剧、不确定性增加的全球“新常态”，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锻炼一技之长，尽自己所能在某个方面为社会做出贡献。

　　特朗普“高盛系”幕僚应注意社会效果

　　澎湃新闻：特朗普启用了不少“高盛系”幕僚，尤其是高盛前总裁加里·科恩担任了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另外，特朗普也集结企业家组成了顾问团队。作为资深的前“高盛人”，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林夏如：特朗普任命了多名来自高盛的高管，这很有趣。我认识其中一些人，很尊敬加里·科恩先生，我认为他们是聪明人。

　　然而，尽管特朗普启用了非常聪明、勤奋、具有常识的幕僚，但他们都比较缺乏公共服务经验。管理高盛是一回事，为美国人民的利益管理美国经济是另一回事。特朗普和这些高管有许多共同语言，但他们的讨论是否能变为有效的政策，取决于他们是否会就自己不了解的议题去咨询各方专家的意见。

　　即使对他们已经了解的议题，他们也应考虑政策的社会后果。在高盛，他们通常不需要多考虑什么社会效果。我在高盛工作时主要从事投资，需要考虑我的投资是否适用于当地社区、城市和国家，是否合法，是否能融入当地环境。但高盛其他方面的工作通常不需要这样的考虑，所以我现在还无法预测这些幕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我们确实需要更多公共政策领域的专家。

　　澎湃新闻：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言论似乎挑战了全球资本的利益，但特朗普当选后美国股市却大涨。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林夏如：人们对特朗普放宽金融监管的保证充满期待。我担任了包括高盛集团亚洲银行在内的多个企业董事，所有金融机构在过去都面临管制收紧的问题。而特朗普当选后，金融股一路上涨，这说明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美国经济是比较强劲的，同时人们对特朗普政府改革税法、放宽金融及其他产业的监管都抱有期待。此外，特朗普还准备在基础设施等各种项目上加大投资，这虽然称不上是革命性的改变，但对于经济滞胀和失业这些老问题，这仍然是比较新的解决方案。

　　但我担心的是，如果特朗普最后没能满足人们这么高的期待，会发生什么呢?

　　“高收入陷阱”下的年轻人怎么想

　　澎湃新闻：离开高盛后，你现在执教于弗吉尼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你觉得应该如何培养对公共政策感兴趣的学生，去应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局?

　　林夏如：我认为应该教学生跨学科思维。当今世界的社会分工高度细化，我在华尔街工作了15年，在高盛工作10年，主要从事互联网投资，当时对这项工作十分专注。但我还想了解许许多多其他事情，所以决定外出探索一番。而当我进入学术界，我又发现许多学者不太了解外面的世界。如今，我教的学生大都20岁左右，还在探索他们未来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大学阶段只学会计，未来就会成为会计，但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从中得到成就感、可以对社会做出贡献呢?

　　我认为，要解决宏观的国际问题，学生需要了解各种领域。比如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想要充分理解这个现象，需要同时懂得经济、政治和民族身份。

　　同样，当我们谈到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也往往会陷入学科偏见。经济学家认为中美经济高度互相依赖，绝不可能爆发冲突，但又有安全专家认为中美之间存在许多冲突的征兆，因此许多人对中美关系的判断总是趋向两个极端。但事实上我们应该把经济和政治联系起来，分析一下紧密的经济关系到底对政治有什么影响。世界上不只有两种可能性，比如在合作与冲突之间不断摇摆，更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常态。

　　澎湃新闻：你正在研究高收入陷阱和反全球化浪潮，特朗普宣称“美国第一”，折射出美国国内怎样的现象?

　　林夏如：有人觉得强调本国利益是一种“政治不正确”、认为我们应该考虑整个世界，但大多数人一早起床都不会思考世界和平，而是会思考他们自己的生计、工作和前途。实际上，很多其他国家都在强调本国利益，比如印度总理莫迪推出“印度制造”计划等等。有半数的美国选民选了特朗普，尽管另一半选民不认同他们的选择，但确实有许多美国人对近年来的经济发展非常不满，希望看到变革。

　　我现在写的书就是关于高收入陷阱：在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越发严重，年轻人发现他们不再像父母当时那样拥有许多机会，所以他们不仅呼吁保护主义，还呼吁重商主义，保护国内市场并加大对外出口，因为在本国已经没有多少发展空间。这种现象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有发生，它们通常制定了国际投资的规则，而现在却有可能给国际社会带来伤害。

　　发达国家的年轻人觉得越来越不公平

　　澎湃新闻：在你的研究中，发达国家的高收入陷阱对年轻人有什么影响?

　　林夏如：我发现，在面临高收入陷阱的发达国家，年轻人非常重视公平，但却感到全世界在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人的孩子进了好学校，但其他人家的孩子却像是输在了起跑线上，得到的教育机会完全不同。年纪大的人通常能接受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世界整体上是在变好，但年轻人刚踏入社会，他们不愿接受任何不平等现象。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案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朴槿惠被弹劾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对腐败、勾结以及精英阶层的不满。但其实听听年轻人的说法就会发现，他们反对的是不平等的加剧，因为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的女儿获得优待、进了著名的梨花女子大学。

　　澎湃新闻：许多千禧一代的年轻人都面临这样的困境：他们儿时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高速发展，但踏上社会时却发现许多国家开始竖起保护主义的壁垒。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林夏如：很多人怪这个世界不完美，以此为借口不努力、不去寻找人生方向。在法国，有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自己可以达到父母一辈的生活水平。这种沮丧感可以理解，但无论世界局势如何，你都得拥有一技之长、成为能在某个领域做出贡献的人。

　　我的建议是，首先了解你自己，然后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好好干——你可以成为记者、音乐家，或者是家庭主妇，因为成为一个好母亲也很不错，但你得确认这就是你想做的事，并且你能把它做好。如果你抱怨国际形势，但你在大学毕业10年后还没有获得技能专长，也没能做好自己的工作，那怎么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从众心理)，比如现在人人都想搞网络创业，但这真的是你想做的吗?我投资过的那些互联网CEO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每天一起床，互联网创业就是他们唯一想做的事。那些想效仿他们的年轻人应该思考一下，你也是这样的吗?还是说你更喜欢写作、观察?或者更愿意成为咨询师，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而不是亲自去做?

　　我认为，当今世界之所以变得两极分化，是因为人们似乎无法再接纳和他们不同的人了，所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体制发生了碰撞。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角色，正像每个国家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