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环境，从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再到栽培作物的土地，都是我们的生命之源。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与环境的关系却陷入一种越来越紧张的尴尬境地。

　　“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发出了总动员令。从这一宣战式的表述中，人们不难看出空气质量形势已经严峻到了何种程度，也感受到了政府加快改善生态环境特别是空气质量的坚定决心。

　　如何打赢这一仗?仅靠决心和信心显然不够。在代表委员们看来，根本之策在于雾霾现象背后的能源结构调整，而市场化、法治化框架下的多元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

　　必须降低煤炭消费量

　　曾几何时，华北地区最怕入冬。每当采暖季节来临，雾霾如期而至，红色警报不时拉响。

　　“雾霾形成的原因很复杂。”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说，直观的感觉是雾霾的形成和气象有关系：空气流动起来，天气一定是好的。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努力研究雾霾的成因到底是什么。治理雾霾一般就两句话，要“人努力，天帮忙”，“天不帮忙，人更要努力”。

　　霾从哪里来?据环保部副部长赵英民介绍，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产业布局、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及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等，使得目前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过环境承载力，是重污染天气频发的根本原因。

　　“对于雾霾的形成原因，或许有不同观点。但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无疑是其主因。”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认为，要真正解决雾霾问题，根本途径是改变当前我国的能源消费方式。

　　“要从源头治理雾霾，就必须降低煤炭的消费量。”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冬玉建议，把煤炭消费量降低的指标分解落实到每个用煤大户，才能切实降低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也为清洁能源的发展腾出空间。

　　数据显示，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占比高达64%，远高于30%的世界平均水平。虽然2013年以来，我国煤炭产量已连续三年下降，但是从煤炭消费量来看，我国仍处在高位。

　　“能源禀赋决定了相当长时间内煤炭仍是我国的基础能源。”李冬玉委员说，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做到少用煤、清洁用煤，减少生物质燃烧等。

　　用风电光电替代燃煤

　　加大对清洁能源的利用率，也是代表委员们的关注点。不少代表委员提出，用风电、光电替代燃煤供热，是治理采暖季雾霾的有力抓手，也是调整能源结构、促进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

　　李冬玉在建议中说，在仍需使用煤炭的地方要提高精煤的使用率。应强制提高煤炭企业生产精煤的比重，对使用高灰分煤做出禁止性规定，要追究原煤供应及使用企业的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河北省副主委杨玉成表示，冬季散烧煤取暖是导致大范围重污染的重要来源，如何减少并逐渐停止散煤供热，用足用好风电、光电等清洁能源供暖，应引起高度重视。

　　“在我国北部、西部高寒地区，风电、光电资源十分丰富，也发展了大量的风电、光电产业，但由于电网配套建设滞后、上网价格较高等原因，大量清洁能源没有得到充足利用，‘弃风’、‘弃光’现象普遍。”他说。

　　杨玉成建议，应先从风电、光电资源丰富的地区做起，就地消纳，就地以电取暖，减少远距离传输。以县为单位，先让“弃风”、“弃光”的企业动起来，带动“以电代煤”供热稳步开展。其次，加快电网配套及输电线路建设，提升电力消纳能力，逐步实现中远途以电供热。

　　“从产业总体看，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风能、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产业体系，设备制造、系统应用已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具备了吹响能源革命号角的各种主要条件。”刘汉元委员指出，改变当前我国能源消费方式，应加快推动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发展。

　　他建议：从我国国情来看，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具备一定条件发展分布式和部分集中式光伏电站。辽阔的中西部地区，更可建设成为全球最具优势的光伏发电地区，一方面，可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源源不断输出清洁电力，支持东部经济清洁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实现中西部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保局原总工程师包景岭建议，对于清洁能源替代实施过程中一次性投入较大的问题，可采取政府推动与市场化相结合的方式，探索补贴型PPP模式和主要设备租赁模式等。

　　民革中央则建议，优化京津冀地区能源供应结构，加快特高压大容量输电通道、天然气供气管道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内清洁能源的供应规模，优先支持风电、光电、地热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消纳和输出。

　　法治化市场化手段并用

　　除了管煤，治霾还有哪些解决之道?除了行政手段，市场机制如何发挥更大作用?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对此提出包括划定产业准入红线、提高标准、加强环保税等制度建设在内的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认为，应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应加大排放权定额管理与交易等市场数量型工具的运用。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贾康提出：“从财税角度来说，治理雾霾要引导所有市场主体，千方百计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还要有资源税、消费税、环保税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要调动市场主体内生的、从自己利益出发的节能降耗意愿。”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建议：“对那些环境自身净化能力弱、积累性强的污染物的排放，应制定更严格的标准，限制其排放。”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副主委侯欣一也提出类似建议。他说，应对雾霾尚不严重的地区，如新疆、西藏、海南等地，设置严格的产业准入门槛，以杜绝新污染源的进入。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项宗西则从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迈向工业化、产业化的角度，对治理雾霾提出了具体建议。他说，要将秸秆综合利用循环经济模式作为重要方式，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向产品工业化、多元化、高值化方向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生态农业。

　　项宗西还建议政府加大禁烧补贴等专项补贴力度，将农业废弃物收储、打捆、青贮等机械纳入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范围。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程的用水、用电、用气等实行差别价格，特别是用电纳入农用电范畴，降低生产经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