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见

　　文|阿兰·德波顿 译|丁维

　　摘自|《新闻的骚动》之《政治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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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最高贵的许诺，是宣称自己能够消弭无知、克服偏见，并提升个人与国家的智力水平。

　　然而在某些领域，新闻却不时遭到恰恰相反的诟病，认为新闻让人变得愚蠢。其中最不依不饶提出指控的一人，乃是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作家福楼拜。福楼拜所属的时代，亲历了报纸海量发行的崛起。在他的童年，新闻借助谣言或劣质的单面印刷传单在人群中随意传播，而到了他三十几岁的年纪，随着蒸汽印刷的发明、铁路的修建，以及新闻审查法的放松，共同造就了资本充裕、声音权威的报纸大量面世，这就是目前整个法国总计数百万读者群体的缘起。

　　在福楼拜看来，这些报纸对其同胞的智力和好奇心所产生的影响甚为惊骇。他相信这些报纸正在将一种新型的愚蠢——他将其命名为“la bêtse”——传播到法兰西的每个角落，其白痴程度远较其所取代的简单无知更为糟糕，因为这种愚蠢是以知识为基础，而不只是被动填补认知空白。在福楼拜眼里，新闻污染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于现在只有全文盲和未受教育的法国人才有机会保持正确思考的能力。“四分之三的法国中产阶级比农民更无知，因为中产阶级永远都在为报纸中读到的事情自寻烦恼，围绕着这份报纸或那份报纸的言论，整日像根风向标似的转个不停。”

　　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书中，药剂师赫麦这个最讨人嫌的角色，一出场就是个狂热的新闻读者。赫麦每天都专门拨出一小时来研究“报纸”(le ournal，福楼拜在全书中对该字做了斜体字处理，以揶揄大众对它所抱有的宗教般的敬畏)，到了晚上，赫麦就前往一间名叫金狮饭店的客栈，和聚集在那里的当地布尔乔亚们谈论时事。“之后，他们的话题转向‘报纸’(the newspaper)里的消息。到了这个时候，赫麦对报纸内容已经烂熟于心，完全可以从头到尾侃侃而谈地叙述，包括社评以及许多发生在全法国和全世界的灾难事件。”

　　福楼拜之所以憎恨报纸，是因为他认定报纸怂恿着读者将思考的任务假手他人，但任何诚信的人都永远不会认同这样的做法。新闻媒体含蓄地表示，如今，读者不必对重要事务自行组织复杂而睿智的观点，而是可以将此任务放心地交给新闻从业人员，读者的脑袋可以舍弃自己的见识、探问和沉思，全然委身于《费加罗报》及其他报纸精心炮制的结论。

　　毫无悬念，一个对陈词滥调和从众心态如此敏感的作家，会对大规模发行背后钳制独立思考的桎梏产生愤怒，会对铲除各种特殊立场及个人见解、推行大一统的文化观点产生愤怒。此间的同质化力量有种危险因素，恐将所有精神生活中富有生产力的独特思想统统捕杀，并将丰富多彩、手工耕作的心灵菜园变成机械化耕作的无趣农场。

　　19世纪70年代期间，福楼拜开始撰写记录，把他眼里最愚蠢但却受到现代世界推崇，尤其是报纸推崇的思考模式记录下来。在他去世后，以《庸见词典》为名出版。这本陈词滥调集按照主题分类，被作者描述为“关于人类愚蠢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e de la bêtse humane)。这里随手摘几条记录：

　　预算：永远不会平衡

　　天主教：对艺术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基督教：解放了奴隶

　　十字军：推动威尼斯的贸易

　　钻石：不过就是煤炭，要是我们碰见一颗天然状态的钻石，我们都懒得弯腰捡起!

　　运动：预防所有疾病。推荐榜上永远有这条。

　　摄影：将会淘汰绘画。

　　值得一提的是，《庸见词典》中有许多陈词滥调触及了复杂的学科，如神学、科学、政治，但是开篇后却不甚了了：这些“庸见”结合了罕见奇特或错综复杂的事实与顽固狭隘的思想。福楼拜暗示，在过去，白痴对于钻石的碳结构一无所知。他们的浅薄可谓彻头彻尾、一目了然。可现在有了报纸，一个人在缺乏想象力、缺乏创造力、头脑平庸的同时，也可能拥有许多见闻。现代白痴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过去只有天才知晓的事务，但即便如此，也改变不了其白痴的本质——而人类在过去的时代从来无需烦恼这种令人沮丧的组合。在福楼拜看来，新闻武装了愚蠢，并让傻瓜变得充满权威。

　　倘若福楼拜活到今天，眼见新闻机构继续将受众的观点扣进一个个高度标准化的模子，这种情形也不像是会让他少安勿躁。

　　三维打印机：未来，所有东西都将是三维打印的。

　　对光辉前景表达惊叹吧。

　　互联网：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读长篇小说实在艰难。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困难程度前所未有。也许不久的将来，和自己的配偶见面也得预约。

　　碳纤维机翼：具有神奇的弯曲性，但终有一天会导致坠机。

　　汉语：未来的通行语言。

　　.

　　新闻里时不时出现的或陈腐平庸或刚愎自用的结论，是如何将我们俘获的呢?

　　主要的原因在于，新闻采取了各种手段，向我们呈现出高度权威的姿态。首先，对于什么算是新闻，以及新闻依据的标准，我们并不完全领会——因此，新闻简报一向就显得生来如此，或者高度必要。而究竟为什么必要?我们既不得而知，也羞于探问。我们忘记了，在进行“报道”选题时，背后原是高度偶然的人为因素。

　　关于新闻的制作，也始终遮掩着一层忸怩的面纱。比如，在录下首相说的那句“对于前天的新闻发布会没有其他要补充的”之前，政治记者也许要站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楼入口处的栅栏背后，在雨中苦等三个小时;或者，我们嚼着午餐三明治、随意浏览的马里局势，可能是北非记者不眠不休二十二小时追踪叛乱者的成果;又或者，为了让我们对某女星身着的新款风衣先睹为快，摄影记者也许得在贝弗利山庄的某间咖啡馆门口虚掷漫长的时光。

　　新闻机构无意让我们知道，甚至根本不想让我们察觉：在科罗拉多或芬兰北部的数据中心，那些延绵半公里、用肮脏的煤炭和天然气做燃料的巨大黑色服务器。在我们面对轻薄闪亮的屏幕时，这些黑暗现实是不该被触及的。

　　虽然新闻在其标题下流露着不容置疑的客观气息，但俘获我们的这些报道却并非一群天使经过合议、由超自然力量决定的结果，而是一群通常疲惫不堪且肩负重压的编辑，在转角办公室召开的选题会上，匆匆就着咖啡和麦芬，努力拼凑成的貌似合理的报道清单。这些报道的标题并非事件的最终陈述，不过是一群凡人凭着直觉在判定新闻价值。编辑和我们一样带有偏见、错误和软肋，而拣选对象则是每天发生在人类身上、数以亿万计的事件。

　　头版头条的位置，究竟是给一场非洲的战争，还是某品牌的新鞋发布会;是给一头逃逸的老虎，还是一组通胀数字;是给白富美女生强奸案，还是给流浪黑人断头案;是给矿业公司股价崩盘，还是给某稚童的牙牙学语，其背后所依照的等级法则，隐含了社会中最奇特也最隐秘的偏见。

　　虽然各家新闻媒体花费大量口舌宣传其原创性与独立精神，对于新闻产生的途径，我们却应该保有某种程度的警觉，因为：在“今天发生了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各家媒体几乎总是高度一致。

　　媒体品牌也会给单篇的新闻报道罩上影响力。我们或许会对饭桌上随意听到的某些观点加以质疑，但如果这项观点出现在某媒体名下，就会立即获得一种近乎魔幻的力量。

　　一篇为开战辩护的文章，如果是以新哥特字体出现在《纽约时报》，我们对其公正性的质问，就会变得稍许(但却是决定性的)模糊。又或是一篇声援总统预算的评论，如果是以芬威字体见诸《世界报》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专栏，我们对其逻辑性的探查，也会变得语焉不详。

　　品牌本身就阻拦了我们对其内里的怀疑和挑剔。

　　虽然各家新闻媒体都以各自特色为标榜，但是翻检各个版面，在若干领域最终提出的问题，其实都局限于极度狭窄的范围。

　　在教育领域，编写关于班级规模、教师酬劳、国际竞赛排名、私立机构与公立机构的职能平衡的报道，似乎是“标准”做法。但要是我们问起课程大纲是否真的合理，是否确实赋予了学生们追求美好生活所至为关键的情感资源和心理资源，我们恐怕就会有些显得突兀，甚至被当成精神错乱。

　　而说到住房，新闻鼓励我们关注如何督促建筑公司的开发作业，如何让首次购房者轻松购房，以及如何在保护大自然与就业商业之间维持平衡。但是，新闻却好像没时间去思考某些追根溯源、听来古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如此丑陋?

　　而讨论经济时，我们的精力则被引向去琢磨税收的恰当水平，以及如何最有效对抗通胀。但是主流媒体却从不鼓励我们去思考比较古怪和出位的问题，比如劳动的目的、正义的本质和市场的正确职能。

　　新闻报道倾向于将事件按照特定的模子框定，以削弱我们从其他角度进行深层想象的意愿甚至能力。新闻借助其威吓的力量使人神经麻木，尽管没有人在特别追求这样的结果，但许多萌芽中的但却可能更重要的想法，却就此灰飞烟灭。

　　引起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金钱。由于新闻机构有营利需求，因此对于不可能快速赢得大量读者欢心的观点，新闻机构没有推进的条件。一名艺术家只要有五十个购买作品的客户，就可以过上体面生活;一名作家有五万名读者，日子也可以过得去，但是一家新闻机构的受众如果少于两千万人，恐怕连支付账单都成问题。

　　鉴于大千世界的规模和复杂性，任何人都无法单枪匹马探究世界的所有问题。新闻机构最多也只能提供七拼八凑，且时常谬误的地图，而个中真相永远都在千变万化，让人难以捉摸。

　　因此，我们也应该像福楼拜一样，在遭逢那些意见似乎稍显过于统一的观点时，在头脑中敲一敲警钟。我们应时刻保持怀疑的态度，警惕那些藏匿在最漂亮的字体中、最权威可信的标题下，却也许是最彻头彻尾的愚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