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因时间和空间的庞杂，人物关系和线索的复杂，不易于观众的记忆。电视剧以特定的革命英雄为创作题材，存在一个天然的优势，即方便观众确认。电视剧一开始就确立了主角——方志敏，围绕方志敏从参与革命到牺牲前的一段真实历史，勾勒角色和历史之间的叙述线。电视剧叙事的成功，主要在于历史真实和叙事真实的平衡，角色的层次和侧面的丰富，信仰之于当下的意义，做到了情感的准确传达，引起观众的认同和共鸣。电视剧以个体的人生历程反观当下的青年群体，形成一种精神的参照，呈现审美层面的艺术性。

电视剧试图讲好一个故事，角色却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这就不免产生真实的偏差。电视剧如何平衡历史真实和叙事真实，影像是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还原角色的语言、行动和动机，这些需要参照历史的真实。历史真实固然很重要，只是叙事的部分，两者的平衡是叙事的前提。历史真实呈现人物每个阶段的成长，电视剧切入的时间线也在于此，叙事重点从方志敏参与农民运动，到根据地建设，再到工农武装，直到北上先遣部队，为中央红军争取战略转移的时机。角色的成长和历史的进展一同进行的，既凸显了角色在历史中的位置，也保留历史真实的场景，电视剧做到了巧妙的平衡。角色的多重困境和历史真实联系在一起，方志敏几次危机的产生和解决，都是和革命进程有关。观众得以直观方志敏对于冲突的解决，感受叙事的戏剧性和历史的真实性，进一步完善角色的性格轮廓以及补充日常生活的细节。

电视剧对于情感的传达，在于呈现角色的完整性，方志敏身为英雄特性及作为普通人的情感特质。此前的历史题材作品中，角色的困境往往不是小我的情感，而是大我的民族格局。电视剧通过设置戏剧冲突，得以展示角色的选择、经历和成长，保留私人情感的一面，拉近观看的视角，呈现英雄和普通人一样的日常生活和私人情感的侧面，诸如为人子，为人夫，以及为人父的责任。角色是经历一番冲突，才会做出选择，情感的表达具有层次化。虽然观众没有参与过角色的历史，但是情感的叙事能够产生共鸣和认同。电视剧对于私人情感的展示，是故事的一大亮点，承接了观众的笑点和泪点，达到情感层面的共鸣。

电视剧做到历史真实和叙事真实的平衡，层次表达角色性格的特点，丰富以内心情感世界的侧面。对于现实主义题材，固然从历史真实出发，同样注重艺术性的表达。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不止在于英雄形象的刻画，还在于丑角和群像的塑造。丑角为英雄设置包袱和障碍，英雄的成长离不开丑角的反衬。电视剧赋予丑角以喜剧色彩，以此平和英雄牺牲的悲剧和壮烈。本剧塑造的丑角形象极为出色，承担了观众的大部分笑点。丑角的存在一方面烘托主角的性格侧面，增加了主角的真实，另一方面，其外在的行为和内在心理的不一致，往往会引起观众的戏谑。电视剧中的丑角形象曾洪易，其性格的主要色彩是贪婪怕死，与方志敏的不畏牺牲形成强烈对比。

信仰对于当下的观照。电视剧对观众产生情感冲击的原因，是因为打破了结局的圆满，主角和配角大多牺牲，不规避革命和牺牲的历史。影像对观众的震撼也在于此，真实的角色、故事和情感，英雄叙事对于日常生活的反差。当历史以影像的形式呈现出来，会让观众陷入一种新的反思，人物、信仰和历史是真实存在，继而映照当下的精神发展，应以一种更为昂扬的姿态参与社会建设。某种程度上而言，电视剧打破了现实生活的平庸和无意义，给予观众审美的新鲜感和震撼感，反思个体和生活的实质。革命战争时代面对的是生命和人生的无常，个体为彰显生命的意志和力量，往往呈现一种昂扬的姿态，集中体现在人的精神信仰方面。个体对于国家的想象，是出自内心真挚的信仰，因而才会有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不仅是信仰的高度表征，也是历史对当下的参照，并在每个阶段都能产生向上的力量。

电视剧叙事的成功，表现在历史真实和叙事真实的平衡，角色的完整和丰富，信仰之于当下的意义。电视剧以个体的人生历程反观当下的青年群体，形成一种精神的参照，保有审美层面的艺术性。电视剧叙事具有追溯的功用，形成古今之间的对话。方志敏在狱中对于可爱的中国的向往和设想，而这些在当下都已一一实现。对于之前的历史而言，可爱的中国是一种精神和向往。对于当下的映照，不仅是重构信仰的实质，呼唤个体对于时代的重要性，个体以一种昂扬的姿态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当下之于未来的意义，同样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