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8日就日本政府近日声称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可用于教材一事表示，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是引发二战的祸根，必须得到彻底清算和根除。他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和汲取历史教训，以正确历史观教育年青一代。

　　国际社会对希特勒这一臭名昭著的纳粹头目早有公论，《我的奋斗》在世界多国也长期遭到禁止。对于这本其他国家政府避之唯恐不及的书，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政府却敢于宣称将其引入教材，其用意何在?

　　掩护《教育敕语》，强行突破

　　日本政府的上述言论出现在14日内阁通过的一份回应在野党提问的答辩书中。问答虽是关于《我的奋斗》，但核心问题却是被视为日本战前军国主义教育重要支柱的《教育敕语》内容能否被引入教材。

　　在6日向国会提交的质问书中，提问者民进党议员宫崎岳志明确写入了提问的背景：政府在此前有关《教育敕语》的一份答辩书中称，政府认为，“在学校，将关于教育的敕语作为我国教育的唯一根本，这样的指导行为并不恰当，但以不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形式将关于教育的敕语用作教材不必被否定”。宫崎说，他的问题正是据此提出。

　　从这一点来看，宫崎提问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拿《我的奋斗》与《教育敕语》作比较。同样在战后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如果《教育敕语》可用于教材，那么从逻辑上说《我的奋斗》就也能用于教材;但如果日本政府敢于声称《我的奋斗》可用于教材，那么就可能遭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声讨。

　　对于在野党的上述考虑，安倍政府心知肚明。不过，由于之前已宣称《教育敕语》可用于教材，况且这也是安倍及其背后的保守势力所力推的，安倍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改口。因此，面对在野党设下的这样一个“陷阱”，安倍政府也只能硬着头皮强行突破，称《我的奋斗》也可用于教材，以与对《教育敕语》的立场保持一致。这充分表明安倍政权依然顽固坚持错误的历史观。

　　压制国内舆论，有恃无恐

　　公然宣称可将《我的奋斗》引入教材，对安倍政府来说本应具有极大风险，然而安倍此次却敢于以强行突破的形式应对在野党设下的“陷阱”。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基于安倍对自己掌控政权能力的自信。

　　安倍政府对国内舆论的控制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安倍不仅将右翼人物安插进媒体领导层，还利用各种机会对左翼媒体和进步媒体人士进行打压。安倍政府强行通过的《特定秘密保护法》规定，政府可自主将相关信息定为“特定秘密”，泄密将遭重罚，这使得媒体只能按政府的口径进行报道。严格的舆论控制使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大行其道。

　　日本政界也呈现安倍一家独大的局面。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前身为民主党)2012年下台后一蹶不振，最近还出现“退党潮”，面临重大危机。其他在野党更是弱小，完全无法挑战自民党的执政地位。而安倍在自民党内部也没有有力竞争者。

　　今年2月以来，安倍遭遇森友学园“地价门”风波。但这场“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最大的执政危机”在喧嚣过后很快恢复平静，安倍地位依然稳固。

　　对国内舆论和政界的牢固掌控，使安倍面对《我的奋斗》这种敏感问题时也有了强硬回应的“底气”。事实上，对于此次事件，在中国外交部发声前，日本仅有时事社一家媒体简短报道了答辩书的内容，其他媒体则是“集体噤声”。

　　进行模糊处理，留有后手

　　由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纳粹思想极为警惕，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批评，安倍政府在答辩书的措辞上也进行了模糊处理。

　　宫崎岳志在质问书中问道，关于《我的奋斗》，“除了以批判的观点和作为历史事实进行介绍以外，摘录其中一部分作为道德和国语教材使用是否不被否定”。从时事社披露的答辩书内容来看，安倍政府对此没有给予正面回答，只是称，引用该书内容要“遵从教育基本法等(法律法规)的宗旨”，必须是“有益和恰当的”。这与要求引用《教育敕语》时“不违反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表述如出一辙。

　　然而，这种模糊表态其实是安倍政府留的后手，因为到底是否遵从相关法律的判断权最终还是在日本政府手中，例如日本的教科书都要经过文部科学省的审定。对于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唾弃的《我的奋斗》，安倍政府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或许会适当从紧，但对于其力推的《教育敕语》，可以预见，只要舆论环境尚可，安倍政府便会大开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