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其他领导人的口音，施燕华也是了如指掌。“周总理倒没有什么，他说话有逻辑，而且口音不难懂。李先念是湖北话，开始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点困难，后来慢慢就熟了，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点名要我翻译。华国锋的话很难懂，他是山西话带一点河南话，有的时候就完全要靠别人帮忙。还有叶剑英，他的普通话不是普通话，而是广东话。”
　　施燕华，外交部英文专家、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美国的外交官，长期从事担任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口译，重要外交文件的英语定稿等工作。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卢森堡大使。
　　端庄的举止，和蔼的笑容，一身朴素的打扮。昨天，由中国日报社、可口可乐大中华区与南大联合主办的“思享汇·畅爽未来系列论坛”上，施燕华的出现让现场的大学生们如沐春风。这位经历了中国多位领导人不同时期的翻译家，没有半点架子，娓娓道来在领导人身边做翻译的有趣往事。
　　窘事：“罐闷鸭子”翻成“受伤的鸭子”
　　很多学生好奇，外表瘦弱、貌不惊人的施燕华是怎么成为“译界大咖”的？
　　“其实最初我并不想考外国语学院，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国家需要，外交部来上海招生，我就通过考试进了外国语学院。毕业之后也是阴差阳错，我念了研究生两年之后，遇到文化大革命，学校都瘫痪了，外交部一看，我们英语系一共四个研究生，就把我们弄到了外交部翻译室。”施燕华笑言，她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偶然性，在偶然性当中也有很多的机会。
　　初到翻译室，施燕华遇到不少窘事。“记得1965年底，巴基斯坦总统访问中国，我要翻译一个国宴的菜单，没想到宴会上一道菜端上来后，巴基斯坦的总统在那里笑。后来我发现里面有一道菜叫罐闷鸭子，我把它翻译成了‘受伤的鸭子’。我的一位老师看到之后就问我说为什么这个鸭子受伤了？我感到无地自容。”施燕华说，“我的一位前辈说他搞了一辈子的外交翻译，常常为了是逗号还是句号而苦恼，所以外交翻译要求非常的精确，所有的字都是要经过斟酌的。”
　　“没想到美国人对我们兴趣特别大”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美国的外交官，施燕华对当年情形记忆犹新。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我们受到的教育是美国人很坏，是帝国主义。当时有两个标语，一个标语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第二个标语就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走狗’。记得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当时毛主席说要去，外交部的领导有一点胆怯，说现在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毛主席说现在形势不一样了，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说一定要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时我们想，如果过去的话都变成杨子荣了，纽约是一个虎穴。”
　　“飞机快到纽约的时候，机长告诉我们，肯尼迪机场有400多名美国记者等着我们。到了肯尼迪机场上空，我看到下面的停车场到处都是小车，当时觉得很稀罕很好奇。在候机厅大楼的前面，很高的一排梯子，美国的记者都在那边，拼命想提问题，而我们当时不愿意回答问题。”施燕华说，美国记者当时最关心的就是中美关系，中国第一个政府代表团到美国后对中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就这样来到了美国，大家没有想到美国人对我们的兴趣特别大。”
　　毛主席话难懂，邓小平爱用谚语
　　施燕华给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当过翻译，历经多位领导人的不同时期。这项工作表面上很风光，但对她来说，经常会有难堪的时候，方言首先是个坎。
　　“我没有给毛主席做过翻译，不过我知道他的湖南话很难懂。有一次毛主席说‘美国的飞（灰）机到处飞（灰）’，一个老翻译怎么都听不懂，后来还是别人帮忙才听懂的。”施燕华说，当时对于翻译来说，不管是中国的地方口音还是外国的英语，两边都要翻，还是很困难的。
　　说起其他领导人的口音，施燕华也是了如指掌。“周总理倒没有什么，他说话有逻辑，而且口音不难懂。李先念是湖北话，开始的时候我感到有一点困难，后来慢慢就熟了，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点名要我翻译。华国锋的话很难懂，他是山西话带一点河南话，有的时候就完全要靠别人帮忙。还有叶剑英，他的普通话不是普通话，而是广东话。”
　　施燕华做过邓小平的随身翻译，觉得他的四川话还是比较好懂的，不过邓小平比较喜欢用一些民间的谚语，给翻译带来不小的挑战。“比如有次说到美国的中东政策，邓小平认为是‘驴驹子推磨’。我听了几次都不懂，后来旁边有一个陪同的司长告诉我说是‘小驴子推磨’，我才明白，原来是说中东政策原地打转的意思。”
　　让施燕华最头疼的还有印度的英语。“他们讲的非常快。施燕华说，所以英文翻译对中国人来说不仅要懂很多地方的口音，还要懂很多南亚、非洲的各种各样的口音。